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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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梁启超（1873一1929）是中国近代的文化巨人，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著名导师。在本世纪初的疑古辨伪运动中，梁启超尽管承认自己不如胡适、钱玄同“疑古最勇，辨伪最力”，[1]但就古书辨伪方法而论，他的论述最为系统、详密，最具代表性而又影响最大。如张心澂著《伪书通考》，其《总论》部分即多本梁说。特别是论“辨伪的方法”，主体部分即梁氏之说。[2]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张舜徽的《中国从出土材料的情况看，余说是确凿不移的。著名的石鼓文，共诗十首，徐宝贵先生通过字形的详细分析，认为其系春秋中期左右的作

2、品，可谓的论。[10]这十首石鼓诗，《汉志》、《隋志》皆无著录。著名的楚帛书，有《四时》篇，《天象》篇，《月忌》篇，出于战国楚墓，此书也不见于《汉志》等史志目录。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如《五行》（又称《德行》）、《二三子》、《要》、《缪和》、《昭力》、《五十二病方》诸种，皆未为《汉志》所著录。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里，此类情况尚多。如以是否见于《汉志》来判断真伪，上述出土佚籍则皆为伪，岂不谬哉！所以，无论从古书“时代愈近，篇数愈少”，个中原因，梁先生也知道是“后来亡佚”，怎能据此而定真伪呢？其所举《孔子家语》例，似

3、乎是铁证。但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有一块木牍，“今存篇题四十六条，内容多与孔子及其门人有关……这些篇题的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19]阜阳汉简整理组的另一篇文章则直接说：“还有……完整的《孔子家语》篇题木牍等。”[20]定县八角廊竹简也有一种书，“绝大部分内容，散见于先秦和西汉时期一些著作中，特别在《说苑》和《孔子家语》之内”。[21]李学勤先生认为，“这种简书很可能是《家语》。竹简没有《汉志》二十六卷之多，大概只是一种摘抄本，这在出土古籍中是常有的”。[22]至于“时代愈后，篇数愈多”也不能

4、作为辨伪的标准。余嘉锡先生云：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既是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论政之文，则藏之于故府；论学之文，则为学者所传录。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秦、汉诸子，惟《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为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其他则多是散篇杂著，其初原无一定之本也。夫既本是单篇，故分合原无一定。有抄集数篇，即为一种者；以有一二篇单行者。[23]诸子之书，既然“散

5、篇杂著”在先，“聚而编次”在后，那么“时代愈后，篇数愈多”也并不能证明其必伪。今人之文集，全集，大多续编、补遗不断，也是“时代愈后，篇数愈多”，总不能说这些续编、补遗皆属伪书，标准一错，其举例也就难以正确。如《鶡冠子》一书，尽管柳宗元以来人们多以其为伪，但唐兰先生发现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里，多有与《鶡冠子》相同或类似的语句；[24]李学勤先生续加论证又发现《鶡冠子》的某些部分和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也有联系；[25]吴光先生发现其《博选》、《著希》两篇避秦始皇讳；[26]《鶡冠子·王铁》将县令称为啬夫，裘锡圭先生指

6、出：“在汉代，县令、长已经不再称啬夫，……证明《鶡冠子》不会是汉以后的作品。”[27]英国学者葛瑞汉证明今传本《鶡冠子》十九篇内容浑然一体，彼此有内在联系。[28]李学勤先生指出：“《汉志》所录各书本于刘向、歆父子，一般是当时最好的本子，然而也有失收或所收系不全本的情形，不可绝对化。《汉志》所载《鶡冠子》仅有一篇，或许就是所收不全的例子。”[29]《文子》《汉志》著录九篇，《隋志》、新旧《唐志》均作十二卷，与今本同。唐兰先生发现《文子》与帛书《黄帝四经》相同的有二十余处。[30]定县八角廊汉简“已整理出与今本相同

7、的文字六章，部分或系佚文”。整理者认为，“《文子》本非伪本，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其佚文部分，大半是对天道、仁、义、功、德和教化的阐发”[31]。所谓“佚文”，当指出于今本十二卷之外的文字。既然今本十二卷之外尚有“佚文”存在，又怎能因今本多出汉志》著录三篇而定其为伪呢？所以，梁先生的这第三条标准也是不能成立的。梁先生的第四条方法是：“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是后人随便附上去的姓名是伪。”[32]后附的姓名并不见得皆属伪。“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帅相传”，“其中数传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笔，则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

8、此某先生之书云耳”[33]。如《汉志》《尚书》家有《传》四十一篇，不注姓氏。《隋志》则云：“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授千乘欧阳生。”《晋书·五行志》云：“伏生创纪《大传》。”《经典释文·叙序》云：“《尚书大传》三卷，伏生作。”故今本皆题曰：汉伏胜撰。《玉海》卷三十七引《中兴书目》：案郑康成《叙》云：“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