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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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从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气候、水与生态环境;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史和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等6个方面,对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关键词]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环境史也逐渐地走进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仅翻译介绍了一批西方生态环境史论着,[1]而且从宏观[2]和微观[3]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问题,并推出了一大批学术成

2、果。本文拟对此进行回顾与梳理。特别申明的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成果极多,在有限的篇幅内作全面介绍是不可能的事。就个人能力所及,在尽力照顾各方面的同时,有所选择地加以述评,挂一漏万,势所难免。如有不妥,尚祈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一、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它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的探讨,还是微观问题的考察,都取得了一些颇有份量的学术成果。毛曦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关于人地关系的最新理论,他撰文指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主体的人,在

3、于人性的善良与高素质的人的存在。以此为指导,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要注意4个问题,即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人为活动的积极作用及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限度;人对自然的正常开发与破坏之间的度的界限与量的区分;引入量化方法与现代地理学的科学方法,总之,应将历史地理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与意义落在实处。[1]曹世雄从整体上考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认为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演递过程,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后,出现了4次生态危机,文章还分析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原因。[2]有两部专着值得一读,一是黄鼎成等的《人与自然关系导

4、论》,该书把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系统作为整体,通过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认为要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必须结合相应的社会发展背景,进行结构性变革和转换人与自然相互适应模式,著者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人与自然协同共进的基本原则、行动框架和主要对策。[3]另一是王维的《人·自然·可持续发展》,作者回顾了人类与自然关系史,并通过对正反实例的分析及理论的论证,以期唤起世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4]美国学者赵冈以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为视角,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对中国历史时期人口增长、人口迁移、各种类型的垦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5、。作者认为北宋以后,中国人口出现明显的长期上升趋势,人口压力导致农垦与山林垦伐的加剧,特别是到了清中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已有超过自然资源承载力的迹象。作者还认为人口迁移与生态环境互为因果关系。[5]随着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学者探讨了生态环境与西部文明盛衰的关系。王乃昂等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认为清代中叶是近2000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森林覆盖率由原始状况3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8.68%,人口猛增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6]有学者在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罗

6、布地区的人类活动和环境变迁进行分析研究,韩春鲜等认为历史时期罗布地区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可分为魏晋以前河湖水量充沛、魏晋以后至元代河湖水量减少、清初至道光以前河湖水量充沛、清道光以后河湖水量减少4个阶段;[7]夏雷鸣通过对罗布地区古楼兰人的墓葬麻黄现象的探讨,分析了距今3800年罗布地区的生态环境、古楼兰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及饮食结构。[8]内蒙古岱海地区是个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最敏感之地,田广金通过对该地区一套考古文化剖面以及一套在年代上与之对应的自然地层剖面的比较研究,发现距今7000—2000年间这个地区的人地关系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态与比较频繁

7、的变率。[9]位于内蒙古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统万城建成于419年,废毁于994年,邓辉利用大比例尺航空遥感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探讨了统万城从修建到废毁期间人类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10]王建革以人口负载量的变迁为线索,分析了黄土高原农业发展与人口负载量以及生态负载量的关系,并重点阐释了生态条件的恶化对人口负载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对文明进步的抑制。[11]远古时期江准地区的人地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问题之一。张明华利用孢粉资料和考古发现,阐述了新石器时代太湖地区的人与环境之关系,认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曾经孕育了灿

8、烂的太湖古文化。[12]丁金龙、黄渭金分别撰文阐释了马家浜文化时期、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人地关系,进而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人与环境是对立的统一体,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作用于环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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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从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气候、水与生态环境;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史和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等6个方面,对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关键词]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环境史也逐渐地走进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仅翻译介绍了一批西方生态环境史论着,[1]而且从宏观[2]和微观[3]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问题,并推出了一大批学术成

2、果。本文拟对此进行回顾与梳理。特别申明的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成果极多,在有限的篇幅内作全面介绍是不可能的事。就个人能力所及,在尽力照顾各方面的同时,有所选择地加以述评,挂一漏万,势所难免。如有不妥,尚祈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一、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它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的探讨,还是微观问题的考察,都取得了一些颇有份量的学术成果。毛曦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关于人地关系的最新理论,他撰文指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主体的人,在

3、于人性的善良与高素质的人的存在。以此为指导,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要注意4个问题,即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人为活动的积极作用及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限度;人对自然的正常开发与破坏之间的度的界限与量的区分;引入量化方法与现代地理学的科学方法,总之,应将历史地理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与意义落在实处。[1]曹世雄从整体上考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认为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演递过程,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后,出现了4次生态危机,文章还分析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原因。[2]有两部专着值得一读,一是黄鼎成等的《人与自然关系导

4、论》,该书把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系统作为整体,通过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认为要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必须结合相应的社会发展背景,进行结构性变革和转换人与自然相互适应模式,著者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人与自然协同共进的基本原则、行动框架和主要对策。[3]另一是王维的《人·自然·可持续发展》,作者回顾了人类与自然关系史,并通过对正反实例的分析及理论的论证,以期唤起世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4]美国学者赵冈以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为视角,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对中国历史时期人口增长、人口迁移、各种类型的垦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5、。作者认为北宋以后,中国人口出现明显的长期上升趋势,人口压力导致农垦与山林垦伐的加剧,特别是到了清中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已有超过自然资源承载力的迹象。作者还认为人口迁移与生态环境互为因果关系。[5]随着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学者探讨了生态环境与西部文明盛衰的关系。王乃昂等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认为清代中叶是近2000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森林覆盖率由原始状况3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8.68%,人口猛增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6]有学者在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罗

6、布地区的人类活动和环境变迁进行分析研究,韩春鲜等认为历史时期罗布地区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可分为魏晋以前河湖水量充沛、魏晋以后至元代河湖水量减少、清初至道光以前河湖水量充沛、清道光以后河湖水量减少4个阶段;[7]夏雷鸣通过对罗布地区古楼兰人的墓葬麻黄现象的探讨,分析了距今3800年罗布地区的生态环境、古楼兰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及饮食结构。[8]内蒙古岱海地区是个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最敏感之地,田广金通过对该地区一套考古文化剖面以及一套在年代上与之对应的自然地层剖面的比较研究,发现距今7000—2000年间这个地区的人地关系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态与比较频繁

7、的变率。[9]位于内蒙古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统万城建成于419年,废毁于994年,邓辉利用大比例尺航空遥感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探讨了统万城从修建到废毁期间人类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10]王建革以人口负载量的变迁为线索,分析了黄土高原农业发展与人口负载量以及生态负载量的关系,并重点阐释了生态条件的恶化对人口负载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对文明进步的抑制。[11]远古时期江准地区的人地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问题之一。张明华利用孢粉资料和考古发现,阐述了新石器时代太湖地区的人与环境之关系,认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曾经孕育了灿

8、烂的太湖古文化。[12]丁金龙、黄渭金分别撰文阐释了马家浜文化时期、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人地关系,进而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人与环境是对立的统一体,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作用于环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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