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月令》与古代自然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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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礼记·月令》与古代自然法思想在古代世界，作为自然法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将自然秩序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其规律性来规范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它反映了古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在中国，这一思维方式自有体现，特别集中地反映在如《礼记·月令》篇的记录之中。这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有着自然法的规定性意义。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即当成文法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这种自然法思维仍有其广泛的影响，人们可以从中寻出其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礼记·月令》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自然法法典之集大成，其对后世政治的影响也是引人注目的。对于《礼记·月令》篇

2、的渊源，历来聚讼纷纭，至今难以定论。或以为是《周书》之一篇，为周公所作，如贾逵、马融、蔡邕、王肃等[1]；或以为本自《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乃吕不韦所作，如郑玄、孔颖达；或以为夏代时书，如鲁恭、束皙[2]。今人有以为是依据《吕氏春秋》并《淮南子·时则训》而成的，是比较通行的看法[3]；有以为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作品，如胡适、容肇祖，并且确认是邹衍的遗作[4]；还有以为本有《古月令》和《今月令》的分别，入《礼记》者为古，不入《礼记》者为今，郑玄注《月令》即有引《今月令》者，《吕氏春秋·十二纪》属《今月令》，如蒋维乔、杨宽等持此说[5]

3、。《月令》的思想体系中有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思想相契合的地方，的确是事实，或者《月令》在流传中对阴阳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或者《月令》在成篇时借鉴了阴阳家阴阳五行与四时政令的思想内容。然而，无论如何，四时政令思想在《大戴礼记·夏小正》、《逸周书·时训解》中已有反映，阴阳家实为后起，邹衍着《月令》之说则是史无其迹，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有关《月令》的来历，台湾学者高明先生的见解对我们倒是很有参考价值，他说：“现在我们看《大戴礼记》里的《夏小正》篇，似乎《月令》这类文字在夏代已经有了。……大抵《月令》这类文字，夏代已有；周人加以修正，收

4、在《周书》里；协助吕不韦的一些儒生又加以修正，收在《吕氏春秋》里；刘安又加以修正，收在《淮南子》里；而汉初礼家又加以修正，收在《礼记》里。”[6]其实，古人就有言《月令》是“内杂有虞夏商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7]也就是说，其内容总汇，上有所承，下有所传，历经各代而成其篇。再有，如同《月令》涉及四时政令思想的古代文献，除了已知的《逸周书》、《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外，还有《管子》中的《幼官》、《幼官图》、《轻重己》、《七臣七主》诸篇。又《周礼》的官制体系下的思想也有依四时行政令的内容，与《月令》颇为契合。这些或许表明，在先秦时期

5、具有自然法意义的四时政令思想在传播上的广泛与多元。从思想史意义上解读《月令》通篇，可以看出其中所包含的几层内容，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印象。第一层，以春夏秋冬四时为序，系之以十二月，每一季，每一月，天文、气象、物候，各有不同的变化；并且有着不同的神明主宰和象征物；作为人间最高代表和执政者的天子，其居所、车乘、服饰、器具、饮食，应时而变换。第二层，以天子为首，顺应天时，布政施令；神事、农事、工事、兵事，民事，刑狱，与时相应；训诫、教化、禁忌，依乎自然。第三层，政令失时，有违自然时令，必将招致自然的回应，表现为天灾人祸。概言之，三层内容总体上反

6、映出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的认识，以及有计划安排社会生活的意识，包含着经验、智慧和理性。可以说，神本主义和农事中心主义是《月令》的核心精神。工事、兵事以及狱讼之事也以时令相贯穿，以顺于自然、不违时令、不误农时为原则，其中自有古人的道理，四时感应及阴阳思想则是其基本意识。以有违时令而招致“天罚”的意识来说，则反映了古人在自然法观念下的自省与警世的意识。下面我们以所关事项为序，择其要者加以归纳、梳理，具体解析一下《月令》中第二层、第三层内容所体现的精神意义。一、神事：以自然神崇拜为核心的神本思想对自然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是人类

7、早期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表现为一种以自然神灵的指引和关照而获得有秩序、有保障的生活的意识，可以这样说，人类的第一意识就是对神秘世界的理解和感悟的意识。这种意识一直伴随着人类走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在中国古代社会，对神明意志的敬畏和通过祭祀活动与神明相交往，以获得赐福的思想观念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如《墨子·尚同中》说：“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论语·泰伯》说：“（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先王如此，后王也是如此。神事活动早已成为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然法的角度来说，依自然之时序分别祭祀天地

8、诸神，感动天地鬼神以求福避祸，已成为国家政治中最首要的活动。所以，《礼记·月令》依古来的传统，规定了如下的神事安排：孟春正月，立春之时，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又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