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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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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豪平阵容”下的冷思考规格空前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6年12月14〜15日在北京举行,两国财经高官冠盖云集。中方除了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之外,国家发改委主任、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央行行长、科技部长等财经相关部委主官悉数出席;美方则出动了囊括财政部长保尔森、联储主席伯南克、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贸易代表施瓦布、能源部长博德曼、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莱维特、环境保护署长约翰逊的豪华阵容。毫无疑问,中美两国的分量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豪华阵容。此次带队访华前夕,保尔森发表了题为《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的署名文章,称他作为财政部长的工作重点是保持
2、美国经济实力和长期竞争力,而发展符合美中两国利益的经贸关系,对美国未来繁荣至关重要。这表明这位曾以投资银行家身份来华70多次的财政部长确实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鉴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溢出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且口益增强,鉴于中国巨大且持续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顺差和美国巨大且持续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构成了世界经济失衡的两极,世界其他国家也期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相应成果,为两国也为他们创造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中国周边国家的这种心态尤其强烈,笔者对此有切身体会。中美经济对诂的正确定位随着各国之间经济
3、联系日趋紧密,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使得各国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开始了经济政策协调。狭义的经济政策协调仅指在正常的无争端状态下进行的对话、磋商,广义的经济政策协调则还包括各类贸易争端的解决。与其他双边经济协调相比,中美经济协调的突出特点就是贸易争端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通常以“美国挑起争端一中国应对一双方妥协”的模式进行,以至于当代中美经贸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堪称是贸易摩擦深化史,而且中美经贸摩擦在双方建立正常经贸关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美国有些政界人士和媒体似乎把每次的中美对话都当作是一次向中国施加压力和自我表演的机会,这次也不例外,史无前例的豪平
4、阵容似乎成了他们提出这样那样要求的口实。此次对诂之前,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声称要求保尔森一行带回他们所期望的“有形”成果;美国一些媒体则称,“在国会的重压下,保尔森不能再靠卖几架波音飞机交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说法充分说明了他们并不了解中美经贸关系和这次战略经济对话的正确定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协商的场合,中美经济之间有很多问题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协调,需要这样一个机会让双方决策者当面听取对方的想法和意见,避免错误判断,避免意见分歧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冲突。本着责任义务合理分担、利益合理分享的原则寻求解决办法,从而不仅给两国国民、
5、而且也给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创造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的商业环境__这,才是中美经济对话的正确定位;这,才是我们应当期望中美经济对话可以取得的最大成果美国人现在每天都在享受着对华贸易的好处,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对平贸易,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就不可能出现该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无通胀增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最大利益是无通胀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也是一个国家在对外经贸中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如果过多地追求另外一些指标,很可能对给美国带来如此巨大利益的正常中美经贸关系造成重大干扰,这无异于住进了一套豪华别墅,却为了追求一两件小摆设而毁灭整
6、幢别墅。我们并不指望所有美国人都明白这一点,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努力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理解这一点;我们并不指望美国政界某些人士不再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聒噪不已,但我们希望此次和未来参加对话的美国经贸决策层人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西方善用舆论引导机制在通过舆论引导机制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推动实现自己的贸易谈判目标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最为成功。其舆论引导机制最成功之处在于其重心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引导舆论,他们通过定期发布宏观经济和对外经贸统计数据、各类对外经贸报告(贸易壁垒报告、国别贸易报告),以及不定期的贸易听证会等方式,向国内外舆论界和社会公众
7、灌输他们的立场观点,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抢占贸易谈判的舆论主动权。在我国,几乎每次美国、欧盟方面就对华经贸问题提出什么说法,都会在中文媒体掀起一轮报道狂潮。在市场化的经营环境中,美欧政府成功地引导众多中国媒体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他们对华贸易政策的义务宣传员。西方人更喜欢公开地宣扬希望对方做到什么。而中国人更倾向于私下表达自己对对方的期望,其结果是每次中美高级官员协商,满世界都知道美国对中国有些什么要求,却不知道中国对美国有何要求,此次也未能彻底改观。中国的要求其实,协商并不是只有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无条件照单全收,中国对美国同样有很多要求,美
8、国在越来越多的双边、区域和全球事务上同样需要中国的支持。在《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中,保尔森提出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三个磋商领域: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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