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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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之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之关系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之关系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西学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及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在会见中,孙中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并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开其种种弊病”，“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之关系相［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是中国近

2、现代以来哲学和文化领域最为重要的一对关系和被持续探讨的理论理由。两者的关系,在时间上表现为一先一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近代化)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始其历程之后,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在现当代中国的哲学史中展开了。具体而言，可以将两者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百家争鸣,批判与指导,和谐共建。当代,无论是“综合创新”,还是融会“中、西、马”三大哲学形式构建“中国现代哲学”，都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关系处理是三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关系;创新　　

3、［］A　　［］1673-5595(2011)02-0064-06　　　　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哲学和文化领域始终纠结在一起的两大重要理论理由。它们在中国近现代哲学领域作为一种现象和理由的出现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在两者都出现后,存在着思想与主义的论争、角色及地位的变换;两者之间的角色以及实际地位的变换,不仅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进程,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的进程;而且,两者在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建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轨迹，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现当代哲学建构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　　　　一、时间

4、上之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也称之为“近代化”)一般认为肇始于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因此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了半个世纪。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洋务运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后来以“中体西用”简称之。“中学”指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传统文化和哲学,“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和商务、教育、外贸、西洋各国法律、制度等社会科学。“中体西用”论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建通讯等自

5、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救亡图存。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以后,学者们以各种方式表述过。1880年,王韬在为郑观应所撰《易言》所作序中写道:“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韬园尺牍》)又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韬园文录外编》)。1892年,郑观应提出:“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礼政•西学》)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沈寿康以南溪赘叟的笔名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

6、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1896年,梁启超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西学书目表后序》),对两者的关系予以辩证的定位。同年,礼部尚书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2］张之洞在1898年5月出版的《劝学篇》中进一步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3］　　“中体西用”的提出和运用虽然最初只是作为一种挽救清末危

7、局的政治策略,但是它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本土的文化在面对和引进、学习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动或者主动的回应都使中国传统哲学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历程的开端。“洋务运动”虽然最终失败而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但“中体西用”思想时至今日仍然有其文化市场。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最早把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