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国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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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国际评价、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评价的历史演变经过20年的艰苦探索，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循序渐进的自主发展道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的精髓做了如下概括（1）:（1）循序渐进（如谨慎有序地开放资本账户）；（2）边学边干，“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根据教条“按图索骥”；（3）曲线前进，在形势变化后敢于自我否认（如从集权-分权-集权）；（4）重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注意保持社会凝聚力。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是对被国际社会奉为圭臬的“华盛顿共识”的有力挑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

2、-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积极奉行“新古典主义”理论，推崇全面快速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则倡导紧缩财政政策、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利率市场化等。1990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逊将上述政策主张总结为“华盛顿共识”。IMF和世行凭借其贷款等工具，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这一教条，对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渐进改革战略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激进改革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度遭到质疑。但随着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逐步展现，以及国际发展实践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和改革战略逐步从怀疑、承认转变为越来越多地肯定和赞扬。相应地，外界对中国

3、随经济实力增强而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也经历了从高度戒备、疑虑到积极正视的过程。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四个阶段：(-)80年代:总体肯定，但觉得速度太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进行市场导向改革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之初，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的总体取向是肯定的，并通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双边渠道提供贷款资金和技术援助，以鼓励、帮助和引导中国改革的进程。尽管多数西方国家的意图是引导中国走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但客观上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改革初期，中国对市场经济的很多知识就是从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中获得的。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

4、、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也予以了积极t冃疋O但是，由于改革处于摸索阶段、步调谨慎，特别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后，因情况复杂，改革步伐放慢，当时许多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认为中国只是对旧体制进行了局部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太小、进展太慢；各项改革不配套、不协调；私人部门发展仍受到限制，等等。而且，由于当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主要依赖计划手段直接调控，往往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情况，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改革不到位。（二）1989〜1997年:质疑期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西方意识形态冲突上升，西方一些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待

5、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质疑甚至恶意诋毁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就。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西方推动下开始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转轨，纷纷照般西方模式，进行激进自由化（休克疗法）和全面私有化，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更是遭到质疑。实际上，尽管一些西方国家从意识形态出发怀疑中国的发展道路，经济事实却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中国自主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已逐步展现。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以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199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6、”，经济进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状态。而同一时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失败，激进改革在打破旧秩序、实行政府全面放权、迅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时，未能建立新的市场秩序，导致经济紊乱、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从反面证明了中国渐进改革与发展道路的正确性。面对事实，西方一些国家却固守偏见，不但未对激进改革和“华盛顿共识”进行深刻反思，反而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归咎于旧体制的遗留问题，顽固地认为中国经济终将陷入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也有一些国际组织和西方学者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予以积极评价，肯定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的实质性改革以及各项改革的综合配套，对改革的前景表示了信心。

7、IMF还积极肯定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认为这标志着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显著提高。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道路，改革逐步深入并日见成效，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高度戒备，他们视中国为最大的潜在对手，千方百计地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1992〜1993年间，国际上一些人从经济实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的具体论证，其基本逻辑无非是“中国经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