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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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没有现代文学就没有当代文学，这一看似自明性的问题事实上并不这样简单。或者说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并不止是时间上的承继。重要的是，“现代文学”在建构的过程中所不断滤及、遴选以及建立起的关于文学史的规范，同样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继承。1951年王瑶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科的确立。这一奠基性的工作本应得到积极的肯定和欢迎，即便它存在问题，也应在学术的框架内进行讨论。但在当时它却遭到了尖锐的围攻和政治批判。这个事件背后隐含的问题是，文学史的建构和写作

2、对文学史家来说并不是自由的。从这个时代开始的现代文学叙述，它的话语空间被无言地告知只能在“政治文化”的框架内展开。现代文学史的规范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同样是适用的。现代文学的方向、语言、指导思想的确立，在当代文学中的延续甚至放大，使我们更加明确地体悟到这两个文学时段的相互关系。因此，梳理当代文学的“前史”，也就是在追问当代文学的来源、资源。也只有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会清楚当代文学为什么是这样“建构”起来的。一、基本文化方向的确立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方向。这篇具

3、有划时代意义的在恩格斯的论述中，他明确地反对文艺直露的政治倾向性。在1885年11月26日致敏娜.考茨基的信中，就考茨基的小说《新人和旧人》所透露的政治倾向，他表书了如下看法：“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

4、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三年之后，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一封信中则进一步强调了他的看法，《城市姑娘》所叙述的那个“老而又老的故事”，其缺陷并不在于它“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小说”，而恰恰在于它简单地表达了贫富之间的阶级对立。而在恩格斯看来，“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这时，恩格斯再次否定了“倾向小说”并意属于巴尔扎克。他认为：“《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从巴尔

5、扎克那里“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称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作品所表现出的社会效果，有时同作家的政治倾向和愿望并不是必然的逻辑关系。到列宁的时代，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了同无产阶级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代。1905年，“十月革命”（指1905年10月的全俄政治罢工）发生不久，列宁发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12它是此后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的最高范本。按照传统的理解，列宁认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

6、的事业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论述是针对十月革命后“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而发表的，当党的出版物被宣布为非法的时代，它是容易控制的，但当持有各种观点的人都可以利用合法的出版手段时，党的出版事业有可能遭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列宁的党性原则正是基于这一新的条件而发表的。党的出版物显然是指一般性的广义著作，而不是专指文学创作。佛克马和易布斯曾注意了西蒙斯在词源学意义上的考证，“俄文中与‘纯文学’一词对应的

7、词汇——‘文艺作品’——甚至没有在列宁的《当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出现过一次。”13克鲁普斯卡娅也认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与文学作品无关。14退一步说，列宁在强调了党性原则之后，他又同时强调了“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因此，仅凭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就确立“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观，是不充分的。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在理论上对文学社会效用的表达，与他们出于兴趣对具体文艺现象和作品的评价，是存有矛盾的。他们对人类文化

8、遗产的热爱，和对无产阶级新文化期待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是处于两难的境地中，这也是马列文论给我们留下的一道难题。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的最重要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思想路线的方式确定了它的基本主题和文艺功能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并不是在文学的知识范畴内来阐发文艺思想的，而是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