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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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摘要：笔者依据“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描述和理解框架，从农村社会心态与行动的视角观测和分析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田野资料显示，农民和基层干部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有较高的认同，但对晚近的干部、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却认同较低；对自身生活的改善有较高的认同，对国家未来发展较为乐观，但对农村未来形势信心较低；对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高度的认同，但对实践中的社会制度却认同较低。这说明，当前农村尽管容易引发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局部性群体事件，但并不存在社会大变革的民意基础。　　关键词：农村；政治稳定；农民心态

2、；农民行动；信念基础　　一、稳定形势的测量：　　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农民对国家现行建设的看法。如表11所示，在村干部和村民中觉得“国家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都不到五成，远远低于表10中的肯定项。在农民看来，“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差距。从开放性访谈收集到的资料看，大多数农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一幅这样的景象：人人平等，生活幸福，没有剥削，共同富裕。换言之，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心目中的标准（及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着较大的差距。显然，农民的这种心态和评价表明，农村政治稳定已面临着挑战

3、。　　六、讨论　　1.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　　综合上述描述，可见农民心态与信念的总体状况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有较高的认同，但对晚近（如1990年代）的干部、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却认同较低；对自身生活的改善有较高的认同，对未来国家的发展较为乐观，但对未来农村形势却信心不足；对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高度的认同，但对实践中的社会制度却认同较低。从这样一幅心态与信念图像，可见当前和近一个时期的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尽管近年来较大规模的不稳定事件有所增加，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稳定，但从总体上看，农民依然认同于

4、现行的政治基础和制度框架，并无意变革之。因此，当前农村尚不存在社会大变革的民意基础。就此而言，本人以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乡村治理出现了危机的变局（肖唐镖，2003c，2003d），但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并未出现危机。　　第二，但是，鉴于农民对身边亲历的或现实中的境况，如晚近的干部、可接触到的干部、农村的形势、实践中的社会制度有较低的评价，已有较多的不满，这为农村社会埋下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更进一步说，在这种社会心态下，只要一遇农民负担、干部作风之类的“导火线”，就极容易引发针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

5、的、局部性的政治性群体事件。由此，便不难理解近些年来农村稳定格局的转型实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不过，“忧中有喜”的是，目前这种不稳定事态的目标是短期的、微观的，而非中长远的、宏大的，针对的是有关的政策（及其执行者），谋求的是解决身边的现实问题，而非要求国家制度层面的变革。　　第三，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群体性事件已主要表现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与基层政府的抗争。因此，就未来而言，如果国家不改变“二元性”的宏观治理体制与政策，还农民以“国民待遇”，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那么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

6、不仅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集体性行动还将继续发生，而且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可能逐步改变目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切割”性评价，而产生新的、或许是整体性的否定看法。由此，农民行动就有可能普遍走向笔者所指的“农民行动的第三步”，并蔓延成非局部性的政治性动荡。　　2.对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的分析与理解框架　　笔者对江西的跟踪研究曾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冲突已呈现新的特点。一方面，已从农户与农户之间、村社与村社之间主要围绕资源利益纷争的民间性冲突转变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性冲突，冲突主体已是农民和基层政府；另一方面，

7、农民对政府的行动已从“沟通性”走向“迫逼性”和“对抗性”，尽管体制内抗争依然是农民的主导行为特征，但体制外行动已明显增加（肖唐镖，1997，2002，2003a）。这一结论系以农民行动为视角而分析得出。本文则从农民心态方面对农村政治稳定形势所作的分析，对此结论作了进一步的验证。实际上，农村稳定形势的这种变化也已得到其他学者的验证（赵树凯，2003；于建嵘，2003；王晓毅，2003）。他们的研究表明：冲突过程中农民的组织方式越来越具有现代特色，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和表达渠道正在萌生，传统形式有所褪色。　　值得注意的

8、是，尽管我们对农村稳定形势有日趋紧张的共识，但对“紧张程度”的判断、以及各自所依据的分析框架并不一致。赵树凯从“组织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农村冲突的变化及其机理（赵树凯，2003）。于建嵘则侧重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农民有组织、大规模抗争”，“农民与政权的对立正在向对抗性发展，矛盾运动向质的变化发展”的结论（于建嵘，20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