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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一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
2、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一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
3、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
4、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
5、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
6、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
7、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
8、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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