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其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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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其体制创新》-->《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其体制创新》---社区管理专业论文写作所谓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我国城市社区最基层的组织是街道和居委会。1980年颁布的《城市居委会组织法》明确了街道办事处是代表政府的政府派出机关,居委会是代表居民的自治组织。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职能开始朝经济,尤其是社会服务的方向转变。正是由于以上的变化使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形成了主体多元化,即政府(上级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组织(居委会组织、驻街组织、民间组织)和居民的三

2、元主体格局。它们在宏观上的目标追求是相近的。即实现社区的社会稳定和居民参与下的社区繁荣,但在具体活动中它们的参与追求又有一些差异。政府力图通过社区发展减少对社区管理的直接干预,同时又必须保证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居委会作为法定的自治组织希望通过满足政府和居民两方面的需要而增强其独立性和自主性;驻街组织的目标比较单纯,通过社区发展建构优良环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释放社会性责任。本文试图通过对现阶段城市社区组织特点的剖析,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探讨现代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社会整合(即社会组织促进社会成员协调一致,形成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过程)。一、我

3、国城市社区管理面临的问题1•社会结构及各种需求产生变化。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我国社会组织制度也逐渐地由单位组织体制向现代组织体制转换,改革之前的单位组织主要以行政级别作为身份标识。同时,在几乎一切工作由上级单位和政府安排的情况下,只有极少量简单的社区需求,相应地,绝大多数居民主要以工作单位作为身份标识,并在工作单位中获得需求满足,也只有极少量简单的社区需求。实在没有工作单位的少数人或小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则由街道办事处来“接管”。就组织层次而言,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1)社区中的社会组织不再以行政级作为主要的社会身份,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目标身份及其相关的产

4、权身份和行业身份等。如改革后大量涌现的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非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行政级别;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入改革中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实行“政企分开”,从而不同程度地与行政身份告别。国家事业单位虽然还保持行政身份,但其作用随着各项社会事业的职业化进程而逐渐削弱;国家行政机关虽然有着“天然”的行政身份,但随着“政企分开”和国家机关的深入改革,其公共组织的身份逐渐凸显出来。(2)社区中社会组织在相对独立地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所在社区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或条件,而且需要所在社区协助处理非组织目标范围的事务或者说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组织

5、目标。就个人层次而言,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1)城市社区中的居民个人逐渐摆脱统一的单位身份,本论文于（）从而获得多样化的社会身份,工作机构的身份不是终身制。人力资源社会化浪潮中,城市先后出现了个体户、返城知青、进城民工、自由职业者、下岗职工群体。这些人都是脱离工作机构的“社会人”,难以用一种身份进行标识。(2)城市社区中个人对社区的需求多样化。实际上社会组织不断明确自身目标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人力资源社会化和职工福利的社会化(如城市的医疗、工伤失业保险及保障制度的建立),使得不仅没有正式工作机构而需要从社区中获得经济收入的城市居民愈来愈多。如上文所提的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而且居民中的在职人

6、员也不再从工作单位中获得各种福利包括各种物质福利、生活保障,以及政治、文化、法律上的支持,而是不同程度地取向于所在社区及整个社会。正是由于社区成员在社会身份和社区需求上出现多样化,因此基层社区组织在工作任务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进而导致了基层社区组织与社区内其他组织之间的关联。一方面,社区成员在社区身份上的多样化,要求必须强化社区管理,另一方面,这种多样化必然极大地推动社区服务的开展。2•街道、居委会在回应社会需要时遇到困境。(1)权力下放对“街-居”制的影响。现阶段,如果我们把街道、居委会看作社会系统中的功能单位,那么,它们至少应满足来自两个方面的需要:政府对它们的希望和社区居

7、民对它们的要求。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变迁的加速,街道、居委会所承受的压力有增无减。这是因为政府将不断地将政府、单位承担的某些职能,特别是与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相关的服务职能下放给社区组织。由于社会层面发育滞后,政府在没有社会团体、社会机构可帮助承担社会性职能的情况下,只有把这些责任交给街道和居委会(基层社区)。就现实情况来说,街道、居委会尚缺乏满足政府和居民需要的能力。它们在经济实力、人员素质、设备条件及合法权利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