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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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作者：[宋圭武]什么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增加。什么是幸福？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满足或快乐的增加或满意度的提高。经济增长与幸福有什么关系，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1.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水平成正比例。这是人们的一般认识，在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理论中也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人们的解释是，经济增长增加了产出，从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这也就增加了效用和快乐。另外，来自部分国家的实证研究报告也一定程度证实了这一结论。“证据有力显示，个人满意度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而提高。”（InkelesandDiamond,1986,p.94）。（参见S.

2、弗雷等著《幸福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82页）2.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的幸福度并没有增加，而是有所下降，即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由于经济学家Easterlin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这种幸福与收入相悖的现象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对Easterlin悖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理论。第一种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不仅收入影响人们的效用水平，而且非收入因素，例如健康状况、婚姻质量、就业状态等，也影响人们的幸福。第二种是相对收入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的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是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

3、时，攀比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人们也称这种解释为参照组理论（referencegroupthoery）或攀比理论。第三种是前两种理论的综合。黄有光等学者通过建立一个代表性消费者模型，解释了经济增长减少福利水平的可能性。在这类模型中，福利水平的降低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生产产生的环境污染以及相对收入效应。这种解释既包括了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也包括了相对收入的影响。在实证研究层面，与经济增长提高国民幸福度一样，Easterlin悖论也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如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都得到验证；同时，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也存在这一现象。3.经济增长与幸福是一种先升后

4、降的关系。田国强、杨立岩在《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经济研究》2006.11）一文中就持这种观点。该文章的结论是：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文中并没有给出实质解释。4.经济增长与幸福没有关系。弗兰克在他的《奢华热》（LuxuryFever,1999）中强调：持续增加的收入和消费与幸福之间没有关系。CarolGraham(2005，p.4)在有关研究中指出：“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

5、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参见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经济研究》2006年11期。)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幸福水平是由遗传和性格决定的，从而任何提高幸福水平的个人或社会行动都是无效的。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某一种观点只是反映了经济增长与幸福在某一时段或某一局部所体现出的关系，或只是反映了二者关系的某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应当从总体的角度把握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既不是没有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成正比或成反比或是先升后降的关系。其具体关系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既存在提升国民幸福水平的因素，也存在减少

6、国民幸福的因素，同时，除经济增长以外的其它许多因素也对国民幸福有重要影响。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最终取决于诸因素的合力。当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当负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比例关系。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会随时间而变化，所以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段会表现出不同的趋势特征。另外，国民幸福对经济增长也有反作用。国民幸福的增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国民幸福的下降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利影响和负作用。经济增长是决定国民幸福的重要条件，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是双向和多方面的。首先，经济增长能提高一部分人的收入

7、，从而将有利于提高这部分人的幸福水平。但相反的作用也存在。一是由于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来自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应当有一个递减的趋势，从而会有可能导致幸福度的提高比例小于收入提高的比例。二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时来自非收入因素的边际效用会表现出递增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边际替代规律的作用。田国强等人的研究结果可能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较低时，这时来自收入水平提高的效用较大，而来自非收入水平因素改善的效用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