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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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从古至今，各族人民交往不断，相互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再现”和阐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便成为史家治史、民众读史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历史课程重视民族关系史教学，已形成优良传统。但以往的教学也存在重视民族关系史实，忽略民族关系思想不足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民族关系思想是人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其最高形态是民族关系观。我国国内民族关系，一是汉族（其前身为华夏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一是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对这两种关系的认识构成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基本内容。民族关系思想是在处理和认识民族关系的过程

2、中形成的，一经形成，又影响和指导人们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思想随时代的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而变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发展过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内容丰富，限于篇幅，本文集中探讨其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的占主流地位的民族关系思想。　　夏、商、周三代并非出自同族，但却在互相的兼并中逐渐融合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即所谓华夏。当时的中原民族将周边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称为夷、蛮、戎、狄，总称“四夷”。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控制力的减弱，分布在周边的四夷向中原移徙成为一种趋势，民族矛盾激化。齐、晋等中原诸侯，为争当霸主，打出“尊王攘夷”旗号。与此相伴，“华

3、夷之辨”成为政治、思想领域热门话题，华夷观――16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民族关系思想应运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开始强调“华夷有别”，罗列华夏和四夷的种种差别：如分布地域，“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语言嗜欲，“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装束打扮，华夏“冕服彩章”（《尚书正义》），束发右衽，四夷被发左衽；品性方面，“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礼记?王制》），华夏礼让，四夷“贪而不让”（《国语?周语中》）；文化方面，华夏“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四夷则被概括为

4、一个“陋”字，等等。基于这些，“华夷有别”论者提出，中原各国统治者应用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对待华夏和四夷，总的原则是华尊夷卑，“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由此观之，“华夷有别”是当时华夷观的核心内容。但华夷的区分和对立也不是绝对的，如舜为“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却都被华夏族尊为“圣人”[1]（p.246）。　　孔子的民族关系思想虽仍属于华夷观体系，但一方面坚持“华夷有别”，发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亡之也”（《论语?八佾》）等惊世之叹，另一方面又认为华夷可变可化。《论语?

5、子罕》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季氏》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通‘徕’）。既来之，则安之。”这说明，孔子“华夷之辨”的判据是“礼义论”，强调的是文化认同[2]。对此，范文澜有精辟论述：“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16（《左传》定公十年）。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华以外的人，区分很明显，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被称为蛮、夷、戎、狄。”[3]（p.107）孟子的民族关系思

6、想与孔子一脉相承，但作为生活于“天下一统”趋势已日渐明显的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孟子更强调“用夏变夷”。他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孟子?滕文公上》）　　由“华夷有别”和“华夷可变”（主要是“以华变夷”）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华夷观是中国古代主流民族关系思想，但这两个方面，既不平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两个方面的消长中，以下三种情况引人注目：　　第一，当少数民族大举向中原迁移，民族矛盾尖锐，汉族统治者的地位受到威胁时，“华夷有别”的声音就会高涨。如西晋“五胡”内迁，当关中地区“戎狄”居半时，汉族士人极为不安，于是傅玄写了上晋武帝疏

7、，江统写出《徙戎论》，大谈“华夷有别”。傅玄写道：“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晋书?傅玄传》）江统写道：“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税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晋书?江统传》）　　第二，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民族矛盾与冲突缓和时，“华夷有别”的声音就低沉下去，“胡汉一体”“四夷如一家”的声音就高涨起来。如唐朝强盛

8、时，唐太宗就说：“16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