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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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中国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中面临的两大难题是维持稳定和深化改革。这两个政策目标有一致之处，改革不深入就难有长久稳定;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中国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中面临的两大难题是维持稳定和深化改革。这两个政策目标有一致之处，改革不深入就难有长久稳定;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中国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中面临的两大难题是维持稳定和深化改革。这两个政策目标有一致之处，改革不深入就难有长久稳定;但两者也有矛盾，不触动既得利益就不可能深化改革，而触动既得利益又可能动摇稳定。几乎可以说，

2、今天中国的民众、精英比以往更关注政治、经济的稳定，“中国不能乱”的说法相当深入人心。中国的亚洲近邻和西方的主要大国也无不希望中国能保持稳定，避免动荡。然而，要了解如何才能稳定，首先要明白中国改革以来稳定是如何维持的，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国内国际学术界不常讨论的。本文将从剖析这个问题入手，运用西方的苏联问题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社会契约”，来解释中国改革中的稳定的实现机制，以及这个机制的制度、经济条件。把中央─地方关系的分析纳入这个机制中，将帮助我们理解中央─地方关系不协调的机制性原因，以及为什么中央追求稳定会引致中央─

3、地方的利益摩擦。本文的分析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中央、地方、民众多个层面，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把注意力主要放在问题的“诊断”、而不是“处方”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对全能、全方位的集权体制的改革。中国改革以来，经济的放权是在政治集权的督导下进行的，同时，经济、政治的稳定比俄国（前苏联）要好得多。从表面上看，这颇象当年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威权主义模式。是不是只要中国的中央政府愿意改革，又有足够的权威，中国的改革就能渐进的推进，中国的稳定就能维系呢？这个假设不能不经检验就被视为当然的道理。最简捷的检验就是看一下中

4、央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去推动已决定的经济改革方案。国营部门的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难关，正是在这点上，改革屡推不动。从1986年通过《破产法》又实质上被搁置，到1988年借邓小平提出“闯价格关”之机，赵紫阳建议加快企业改革，再到1991年朱熔基提出“砸三铁”，每一次决策者都意识到了改革国营部门的紧迫性，但最后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悄然撤兵。因为这项关键性的改革遇到了国营部门员工的抵制，而政府在这种抵制面前实际上总是不得不让步。这类反复出现的让步提示我们注意三点：第一，通过政治集权形成的政府权威并非无所不能

5、，象国营部门改革这样的事就是屡试屡议，而未敢全面发动。第二，这个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政府实际上受到了社会的制约，在决策与政策实施中，国家的超脱性（stateautonomy）是有限的。以国营部门的改革为例，政府有自己的政策意向，却不得不按照国营部门员工的意愿让步修正。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施政上有所“迁就”的政府（amalleablestate），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威权政府（Nordlinger，inWeiner&Huntington1987）。第三，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经济稳定，不仅仅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的进展，也得益于

6、国营部门改革的迟缓。从以上三点出发，我们很自然地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改革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什么类型;为什么有的改革，如放权让利，不推也动，挡都挡不住，而有的改革却徘徊滞步;以及改革中的政治经济稳定又是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实现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分析将为中央─地方关系的讨论提供必要的背景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地方”关系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部份。如果脱离开“国家─社会”关系这个大背景，“中央─地方”关系的讨论就很容易被局限在两级政府间“集权─放权”的框架中，而放权过程中中央政府掌控资源逐渐减少的现

7、实又进一步引出放权之弊和再集权的必要等命题。然而，放权过程中地方政府并不是资源的主要最终享用者，它更象一个“二传手”，而企业与民众才是主要的最终使用者，只有分析了资源从中央政府，经地方政府流向民众、企业的全过程，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放权过程中的“中央─地方”关系。在比较政治学中，研究政府功能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认为政府在施政中可以从社会的影响或制约中超脱出来，即“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thestate-centeredapproach）”，另一种方法则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即“置国家于社会之中的方法（thestate-

8、in-societyapproach）”，（Migdal，Kohli&Shue，1994）。本文所采用的“中央─地方─社会”的分析角度更接近于后一种方法，而国内常见的那种偏重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间关系的分析则大体上属于前一种方法。谈到中国大陆的“国家─社会”关系，我们必须小心地区分“国家─城市社会”关系和“国家─农村社会”关系。改革前这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