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报道及侵犯隐私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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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疫情报道及侵犯隐私权问题在传染病疫情报道中，媒体常常涉及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疫情报道与尊重他人隐私权的问题。在深圳一家酒楼里当大厨的黄杏初在被确定为“中国首例报告非典病人”之后，一下子成了媒体竞相追逐的重大新闻人物。他工作的酒楼名称和照片都被报纸公布出来，导致酒楼生意一落千丈。出院后的黄杏初躲避着外人的追逐。前后几批记者赶到东方村想采访，他就是不愿意出来。而他的老奶奶甚至拿起了笤帚对待这些并无恶意的闯入者。又如，一些媒体在所谓防控流感的名义下，对杨先生无关疫情的消息刨地三尺：公司老板的身份、在广州的3层小洋房、移民加拿大的计划等都被掀开。“我什么身份有多少钱重要

2、吗？”面对个人隐私被曝光，广州确诊流感患者杨先生难抑激动：“希望媒体把关注重点放在我的病情以及国家社会对甲型H1N1流感防控上，不要‘扒’我隐私了。”像这类所谓的疫情报道，媒体不仅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还扮演了不光彩的审判者角色。在疫情报道中，如何避免侵犯他人的隐私权，是媒体工作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隐私权的涵义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重申这一原则。按照这样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对

3、隐私权有了一定的法律保护。在《民法通则》以后颁布的一些新法律中，凡是涉及到民事权利保护的法律，都有对隐私权的规定。此外，在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中，对隐私的保护都有所提及。那么，到底什么是隐私权呢？首先要对隐私作出界定。所谓隐私，是指公民的与公众利益和群体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隐私权即公民对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的权利，其核心是对自己的隐私依据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它是公民的人格权，包括以下几项权能：隐私隐瞒权。公民对自己的隐私有权隐瞒，使其不为人所知。隐私利用权。权利人可以利用自己的隐私满足自己物质上或精神上的需要

4、。隐私支配权。权利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隐私，准许或者不准许他人获悉或利用自己的隐私。隐私维护权。当自己的隐私被泄露或者被侵害的时候，有权寻求法律的保护。显而易见，这些权利的核心是对隐私及其利益的支配。当一个人不愿意让自己的隐私被别人知悉时，他人恶意进行探听，就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如果一个人愿意让别人知悉自己的隐私，则是他正当地行使隐私权。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只要权利人没有授权，得知该隐私的人就不能将其宣扬或者泄露，恶意宣扬或泄漏，就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隐私权即人格权，其性质是绝对权。任何人相对他人的隐私权，都是义务人，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不履行这种义务，造成他

5、人隐私权的损害，是侵权行为。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行使隐私权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行使隐私权的前提是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同时，法律上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有相应的限制，维护公共利益、行使正当的知情权都不构成对隐私权的侵权行为。疫情报道中侵害他人隐私权的原因在疫情报道中，为什么会经常发生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笔者以为，这大致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公众拥有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所发生的具有社会意义之事件的知情权。在疫情报道中，媒体工作者大都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应该将与疫情有关的所有信息完整地传迗给公众，以满足公众的需要。这样

6、，当事件涉及到个人隐私时，媒体从业人员常常不假思索地把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放在首位，而忽略了这些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是否涉及到公共利益，或者忽略了公开这些隐私对权利人可能造成的影响。二是媒体所遵循的客观真实原则和尊重隐私权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对媒体而言，出于对某些事件的新闻价值判断，通常认为只要其所采集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就会认为是可以而且应该公布的，而很少顾及这样做的后果。三是某些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出于猎奇心理，有意窥探他人隐私并加以公布，以迎合某些公众的低级趣味。不管哪种情况，在疫情报道过程中轻易公开他人隐私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从媒体德性的角度看，也是有违正派的德性的

7、。一种德性的博弈在疫情报道活动中，当涉及他人隐私时，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德性博弈或者说进行德性上的推理是非常必要首先应当弄清楚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对他人的隐私进行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绝对的。有些人从抽象的仁爱原则出发，认为对他人的隐私是绝对不可以进行报道的，尊重并保护他人的隐私，乃是尊重人的表现。笔者以为，从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出发，应该辩证地来理解尊重他人隐私权的问题。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存在时指出，人既是个体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从个体存在的角度看，能掌握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人就失去了作为个体存在的本质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