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几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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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加“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几点感想2000年8月19-220,我有幸参加了在北京迗园宾馆召开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继迗慕斯学院会议和武汉大学会议后又一次讨论新出简帛的国际会议。[1]会议的主题发言包括九批材料，基本上都是未发或未完全发表，学者企盼已久的材料，特别是对上海楚简，大家更是一往情深。关于这次会议，会前有很多宣传，会后有很多报导，光是纪要就有好几篇，非常热闹。有学者打电话给我，说是方寸大乱，七上八下，惟恐辛苦多年，一旦土崩瓦解。我说，不至于吧。我读过这些报导和纪要，其实只有一个印象，就是哪些哪些外宾光临，哪些哪些权威指导，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大家的争论在哪里，反而

2、语焉不详。所以，我想撇开司空见惯的客套，纯粹从个人感受出发，说说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我的印象是，这次会议，大家讨论的热点是：上博楚简《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式法》，王家台秦简《归藏》。其他介绍也重要，但讨论较少。这里，我想把我的感想，直抒己见，写在下面：一、上博楚简《孔子诗论》马先生的介绍，大家兴趣最浓，问题也最多。比如裘锡圭先生说，他很怀疑简文“孔子”或许应释为“卜子”，“卜子”就是卜商，即孔子弟子中以“文学”著称的子夏，李学勤先生也说，他完全支持裘先生的想法，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上博楚简，我是最初的整理者，马先生已经提到，［2］会议期间，老是有人来问，希望我对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我在会议

3、上做过一点解释：首先，马先生说的“孔子”，原文是作“※”，右下有合文号。裘先生说，这个字和常见的“孔子”不太一样，这是事实。我说，如果“孔子”是误释，那这个责任不在马先生，而在我。因为当初写释文，那是我把它释为“孔子”的。简文和一般的“孔子”写法不同，这个情况，我是早就注意到的。但为什么我还要把它释为“孔子”？这是因为考虑到简文的上下文。说到简文的“上下文”，我想讲一下。马先生说，本篇是和另外两篇，即他称为《子羔》和《鲁邦大旱》的两篇，为同一人所书，原先是钞在同一卷上，属于三篇合钞；此篇没有篇题，《孔子诗论》是他根据内容加上去的。他说的“另外两篇”，就是我说的“上下文”，这次会议，没有展出材料

4、，等于掐头去尾。为了让大家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对有关情况做一点介绍，讲一下我个人的理解，不对的地方，完全由我负责。第一，马先生说的三篇，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篇。这篇简文，原本是由六章构成，章与章有墨钉为隔，接钞连写，而不是三篇合钞。因为简文分篇，多以篇号作结，另行钞写，和这种情况是不太一样的。第二，筒文六章，不只中间三章有“孔子”，一头一尾也有。它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子羔问于“孔子”，马先生叫《子羔》；第三、四、五章，是“孔子”自陈，马先生叫《孔子诗论》；第六章，是鲁哀公问于“孔子”，马先生叫《鲁邦大旱》。它们显然都是围绕同一个人物。如果子羔和鲁哀公问教的人是孔子，那么论诗的也就只能是孔子。反

5、之，释为“卜子”，也要有一致性。第三，简文有篇题，在第二简的简背，是作“子羔”。这显然是据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而加，并不能涵盖全部内容。但这是简文原有的篇题。现在整理简文，一般原则都是，原来有篇题，就不再拟补。我们根据这个原则，应将此篇题为《子羔》篇，而不必另起题目，更不必起好几个题目。在做了上面这些说明之后，我说，当初我把简文中的那个合文释为“孔子”，主要考虑不是字形，［3］而是内容。子羔和鲁哀公问教的人，说话口气比较大，完全是教训的口吻。我个人感觉，这个人不太像是子夏，而更像是“孔子”。［4］简文所见《诗经》篇名很多，《风》、《雅》、《颂》都有，排列似乎没有规律。这些篇名，大部分可以对出来

6、，少数几篇在今本找不到，恐怕不能称为“佚诗”，因为这几篇也可能是同篇而异名。还有马先生提到的另外两篇简文，一篇是记歌曲的篇目和曲调，除《硕人》，均不见于三百篇；一篇是与《诗经》相似，也不见于三百篇。我理解，前者可能只是一个包含《硕人》在内的歌曲集的目录；后者则可能是一种模仿之作，恐怕也不能归入“佚诗”。此篇开头的“诗毋邻言，乐无邻情，文毋邻言”，这个“邻”字，饶宗颐先生读为“吝”是对的。“邻”和“离”读音相差太远，读为“离”是不太合适的。二、马王堆帛书《式法》简文释文见今年《文物》第7期，开会时我才看到。池田知久先生和马克先生说我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要我务必发表评论。其实我并不是研究式法的专

7、家，对这篇东西也没有深入研究，仓促发言，只是提了一点问题，和大家商讨：首先，《文物》发表的释文，我只粗读过一遍。这篇释文，题目是《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原来我以为，“摘要”的意思是说，这篇帛书的篇幅很长，现在只摘登了其中的七段，它们虽然还不是全部，但每一部分是完整的。可是马克先生告我说，情况并不如此，即使是已经发表的简文，其实也并不完全：其中《祭》、《式图》，只有释文没有照片；其他五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