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传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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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创新与传统转化一、反对“制度决定论”的背后“制度决定论”这个提法在八十年代末刚刚出现时，曾令人感到某种新意，促使人们去考虑思维模式等滞后因素在传统变迁中的重要影响。但是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它是论者的一个假想敌，真正的对手是某种具体的制度形式即市场经济制度或民主政治制度，而不是一般的“制度决定论”。社会科学中的决定论思维常常会把研究者引入悖论的陷阱。在《走向成熟》一文中，就埋藏着一个关系、行为与制度之间的因果悖论。前面说：“只有存在着这些不同的个体（包括利益团体，企业和社会个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契约性关系和行为，然

2、后，才有相应地存在对其进行调节和约束的市场制度和规范。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后面则说：“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又是市场经济对人际关系改造的结果。”如果在这个因果链环中转圈子，市场经济制度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体用说与因果说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思维方法上可纳入同一种范式。把人们的行为、关系视为体，把制度视为用，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条的信奉者来看，固然是离经叛道之论，但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考却是老生常谈。张之洞在近一个世纪前就正式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他

3、所谓的西学，主要就是关于经济政治制度的学问，而中学则是规范人们行为思想道德的学问。梁启超不满意张之洞的折衷主义，他认为旧道德与新制度是不能相互适应的，因此必须提倡新民德。在康梁一派的政治改良主义者内部，自始就存在着作新民与行新政孰先孰后的争论，王照、康广仁、张元济等人都希望康有为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新学办官报上。体用说与因果说，一直困绕着从康有为到胡适之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到中国来的外国思想家把问题看得更透彻，杜威在中国学术教育界欢送他回国的大会上曾提出，先有好教育还是先有好政府的问题是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4、，只有下手去实行，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正是在杜威影响下，胡适才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自我承诺，第一次动手去做政论文章：《我们的主张》。不论是梁启超还是胡适，他们在政治制度建设上的努力都是浅尝辄止、犹犹豫豫的，缺乏孙中山那种职业革命家一无反顾的决心，在他们内心深处甚至把参政视为做妓女一般的行径。因此，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不能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到五四青年一代的“制度决定论”这样一种线索上去解析。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理想制度，现实政治则是制度理想之间的冲突。《走向成熟》归纳“制度决定论”的错误在于“试图超越阶段，直

5、接以完整的制度作为启动民主的基础”。这句话本身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如果已经有了“完整的制度”，还有什么必要去“启动”民主呢？如果把“完整的制度”改为“完整的章程”，那么就比较合乎实际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订了美仑美奂的民主宪法，但是人们从这些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却很难发现民主制度的踪影。有效的制度不等于纸面上的规章，在人的行为、关系与制度之间本来也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人们习已为常、因循重复、形成体系的行为方式就是制度。任何一种制度的延续都需要有一套奖惩机制的支持。有人说，制度是作为节约每个个人的有限理性的“社会资本”被引入

6、经济学的，这是侧重于奖励方面考虑制度功能，因为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是有经济理性的明白人。政治学家则偏重研究制度运行中的惩罚面，凡是没有罚则的法规都认为是徒有虚名的儿戏，因为政治学的基本假定是人性恶，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导致绝对的腐败。非正式的制度受团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正式的制度则受国家政权和法律的保障。一般地说，在正式制度能够达到的地方，它的作用总是强于种种非正式制度。譬如说，中国人历来推崇“温良恭俭让”的行为美德，但是在政府强制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把别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事就会经常发生。中国人素有

7、勤劳智慧的美称，并在五洲四海皆有上乘的表现，但在铁饭碗、铁交椅成为制度的地方，懒人蠢人却成批出现。《走向成熟》又说，“按照‘制度决定论’者那种力图通过大规模引入市场规则和制度来获得市场机制的思路，得到的往往不是市场而是市场的失范。”这段话给人的感觉是：制度是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想要引入制度得到的反而是失范。其实，制度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概念。当一事临头时你知道自己应当怎样做就能够在社会上达到目的，而且这种做法屡试不爽时，就表明有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存在。当你到政府机关里照章办事行不通而送过红包后就事事通畅后，你自然

8、会明白，在书面的规章之外还有一种实际有效的制度。制度的寿命有长有短，有些制度可以延续几千年，有些制度不过维持三两年，但只要人类文明社会存在一天，人们就很难离开制度而生活。在一般情况下，只会出现制度的嬗变而不是制度的缺位。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制度因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条件而尚不能产生秩序和实效，于是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一时不受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