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的风云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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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币的风云际会[1]（黄达《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一）宽阔却绝非平坦的路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把中国不可逆转地推向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一个引人注视的成员。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如今，经历25年，是否可以估计已走过路程的一大半以上；如果用中国古谚“行百里者半九十”来度量，应该肯定还不到一半。但无论如何，在并非遥不可及的明天，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中国，将不再被视为在经济体制上处于“转轨”的对象。事实上，有的国家，已经以政府的名义承认中国的经济是市场经济。当然，到普遍的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成为不可逆转的过程，就像上世纪70年代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的一员成为不

2、可逆转的过程那样，无疑，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这就进一步为人民币献身国际舞台铺就了一条宽阔的路。不过，即使到那个时候，中国也不会像一些人（也包括中国人）所设想的那样，成为美国经济模式的简单翻版。就像许许多多无可置疑的市场经济国家，并非都是美国模式一样。同样，一个市场经济的中国，在国际市场经济大舞台上，虽然会更多地听到“伙伴”、“战略伙伴”之类的称呼，但也不会安逸地享受田园牧歌的诗情画意。即使到那时，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历史传统的种种差异，也包括经济本身发展的快慢、取向，更不要说持续一个世纪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依然会造成种种摩擦，包含难以避免的剧烈摩擦。因而，这条非常宽阔的

3、路却绝非平坦的路。在摩擦中妥协，在摩擦中协调，在摩擦中寻求合作，——这就是人民币将长期面对着严峻挑战的路。（二）日益为世人所关注于1948年底出世的人民币，一开始就被严厉的外汇管制封闭在中国大陆的边境之内。那时，在国际上，有些专业人士关注过1950年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奇迹和进入计划体制后的隐性通货膨胀。但对于大多数外国人来说，至多是对它有点好奇：按世界习惯本应叫“中国元”的通货，却有着一个独特的，甚至连外国中央银行行长也搞不懂的“人民币”称呼。国际上开始关注人民币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经过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对外的经济交往有了一定的规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从国际贸易和对华投

4、资的角度，都要求中国放宽外汇管制。这就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的背景。与之相伴随，则是WTO和IMF对中国实现国际货币基金协议第八条款的要求突出地提到现实的议程之上。1996年中国提前四年实施了经常项下可兑换的允诺。于是题目则转换到完全可兑换。也曾一度出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指日可待的乐观空气。但旋即被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暴吹得销声匿迹。不过直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民币所受到的国际关注还主要限定在专业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联系领域。而提升为国际普遍关注的重大经济乃至政治问题，那还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主要聚焦于：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进入这样的层次

5、，东南亚金融危机不过是触媒，是导火索。根本的原因则是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大周转中日渐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环。（三）持续增强的汇率压力人民币汇率问题一波三折。而总的趋势是压力越来越强劲。从1994年初到1995年年中，人民币汇率，从8.7元兑1美元升到接近8.3元，一年半之间，人民币升值4.5%强；从1995年年中开始到1997年底的两年半，从8.3元上下收敛于8.28之下（1997年底是8.2798元），升幅较小。曲线图清楚地反映了这样的趋势。于是就有来自国外的压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过，较之今天，那一股压力不怎么为人们所知晓。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转入旷日持久的态势，与之相对应

6、，既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的人民币应该贬值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国内的压力是“必须贬值”，认为这是保卫中国不受危机侵害和脱出危机的最主要的良方；国外的压力是“必将贬值”，其中有纯客观的剖析，但有的声音也透露出想看看中国就要遭受严重挫折的阴暗心理。进入新世纪，要求并预言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余势未消，旦夕之间却转为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不仅是来自理论家引经据典的论证，不仅是来自传媒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刻意渲染，而且也成了实实在在的政治外交题目。这是一波声势更大的压力。拔得最高的论断，好像人民币8.27的汇率是这几年世界经济衰颓走势的罪魁祸首；改不改变事实上盯住美元的汇率并实施升值是改变世界现在经济走势的

7、关键，等等。理论家，习惯的思维方式是设定“其他条件不变”——把本来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还原为一元函数，并要求给出最优解；而且常常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最优解。主张贬值时，自命贬值就是最优解；主张升值时，自命升值就是最优解。其实，像汇率这样的问题，无论多么重要，也不过是生活所面对的诸多实实在在的压力之一。实际决策是无法抽象其余而只择其一；可以做到的只能是把它放进综合权衡的框架之下，选最易应对纷扰的路。而且，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我们惟一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