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典文论的几句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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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古典文论的几句闲话我们常常以中国有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历史为荣，诸如一部最早诗歌总集《诗经》被引用得不亦乐乎。此乃引出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多层次地鉴赏、品评，经久不衰，仿佛是诱人的油橄榄。每一次的鉴赏或品评，都能咀嚼出不同的味道来。各路军马，四面八方，洋洋洒洒，品评文章或专着层出不穷，此乃不失为一批珍贵之财富。我想说的别人已说，又还不具备慧眼，但又痒痒，不免又信口胡说。一、钟嵘《诗品》的一些看法一部《诗品》，列入最早的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着，开诗话之祖，戴上“思深而意远”的头衔，足以让人羡慕不已。《诗品》的功绩，此不必说。只是我有些问题较纳闷：钟嵘在《诗品》

2、中老是提到，某人的诗源出某人，这里作者当然是在肯定后人继承前人文化遗传之精华之表现。但后人是如何受到前人的影响呢？在没有前人影响之前的前人又受谁的影响呢？这些影响是通过学习或者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后人所运用某词或有某风格、技巧就必须是受到谁谁的影响？在钟嵘之前，陆机就说过：“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囊篇”。既然“暗合”，又何必是“源出”呢？源来源去，果真如此，就怪不得钟嵘得出结论“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我们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是真正的文学，而不是靠源出何处才流传的。当然，并不排除文学的继承性，但这决定不等同于钟嵘的“源出”理论

3、。我还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说法。比如，中国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学说，而希腊的柏拉图也挂牌：“懂得哲学者方可治国”，他们都是同一时代，观点、主张竟然如此合拍，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我想，按当时的条件，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从东方传到西方或从西方E-MAIL到东方，也没有电话能够一下子就沟通。假如能够沟通，那谁影响谁，谁感叹“于我心有戚戚焉”？如果没有互相影响，那就说明我们的哲人和西方的哲人一样的聪慧或愚蠢。因此，我觉得，钟嵘的某诗源于某人的观点说得太绝对了。另外，钟嵘说：“其人既往，其文克定。”这句话有对也有不对。有些人确实是“其文克定”，有些则不然。

4、既成事实，还需后来人婆婆妈妈做什么，更谈不上“横看成岭侧成峰”了。从而也就无法说什么继承与发展了。其实，古人“既往”，但其文未往，仍不能盖棺定论。“今所寓言，不录存者”，钟嵘之所以不录“存者”，当然还不能最终定论。其实，钟嵘看不惯当时风靡的形式主义，从而要立个“靶”，反弹的则是当时的“存者”。我认为钟嵘能够很好地品评古人的诗文来影射当时的文风，使文化遗产“活”过来，着实难能可贵。我认为他“不录存者”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不配录（垃圾文学），二是不敢录，三是不录则实录。此处撇开一、三不谈，若果是不敢录的原因，那么这种方法态度是不可取的，况且他又选取自己认为好的诗文

5、加以品评，这其间有多少是带个人的好恶来选择无法考究，但不录存者，总是少了批评的对象。当然，不是要苛刻他，而是要我们明白，既然一种文学现象出现，自有它的存在的“合理性”。没有品评，文学失去它发展的一定方向；没有文学，批评者无用“批”之地。两者既矛盾又统一。由此扯到现今文坛的一些陋习。一些批评家不敢凭文学本质批评所谓名家之作，而某些作者又借着大批评家之笔发表作品，美其名曰：此是谁谁推荐之力作。文本是靠名家推荐才是“巨著”吗？难道一位真正有水平的作者就非得一位名家来帮忙做广告，作品才有读者。倘若如此，说到底，还是为了名和利，各得其所，何乐不为？当然也不排除那个官司问

6、题。批评家之所以不敢直言不讳就怕难个官司，动不动就打官司，批评家和作家好象仇敌一样。批评家如果说一句较为苛刻的话，硬是被作家说成是“人身攻击”。那作家就未免又有“臭美”之嫌；而批评家在批评时也不能把批评等同于鉴赏，鉴赏较主观，甚至偏见，但批评则较客观的，不以个人好恶来批评，更不能搞人身攻击。如果没有“文字”官司，如果凭借良心说话或接受，批评家、作家可能会“美贯满盈”了。二、研究古典文论的方法厚重厚重的古典文论，已摆在我们面前，置之不理是不可能，否则是浪费文化资源，也显后人的无奈与无知。因而我们仍然要研究、探讨、剖析它，以至发现某些新鲜的东西，为今天所用。这就涉

7、及到如何研究采用什么方法的问题。若果我们停留在翻译、训诂之上，那可能相当于用现代的普通话说古人的话，就没没有多大意义了。自从引进西方现代文论之后，文艺理论界多书学者终于顿悟到它们不符合“国情”。当然，借鉴外来是非常必要的，但照本宣科却是徒劳的，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毕竟离开泥土的根本，就没有特色可言了。童庆炳先生提出“古今对话”的研究策略，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则：历史优先原则、对话原则、自洽原则。最终达到“在对话中，古代文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显露出来，现代人的思想艺术追求的合理性也充分表现出来，在这基础上，也许我们可能在经过长期的共同的努力之后，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现代文论

8、新形态。”（1996《文艺争鸣》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