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暂行报律》风波与民国初年的新闻法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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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与媒体、媒体组织博弈效应置于民国政权初立的大环境下，不仅有助于我们探析中国新闻法制建设进程本身，也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的理解媒介与社会的互动效应。　　关键词：暂行报律；新闻法制建设；中国报业俱进会　　1672-8122（2012）12-0021-03　　近代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和报刊活动来彰显话语权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自主的意识。他们将报刊作为舆论动员的阵地，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充分表达了其政治诉求。在民国初立的《暂行报律》风波中，表现尤为突出。《暂行报律》一颁布，仍然立即遭到了新闻界的一致反对。这些新闻从业人员和以自由知识分子出现的各

3、政治势力代言人，对报刊的舆论造势功能利用地尤为明显。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舆论工具，集体刊发反对文章，甚至以新闻职业组织的形式上书孙中山，集体抵制《暂行报律》。在这场报律风波中发生在西学东渐的特定历史条件，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成为其冠冕堂皇的动机和理由。然而当时上海新闻界如此强烈地反对《暂行报律》，从表面现象上看，是为了向南京临时政府争取新闻自由，但实际上却有更为深层次的政治理由：即南北军阀势力与倒袁妥协派为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发动的舆论攻势。　　一、“暂行报律”风波始末　　民国元年（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对清政府颁

4、布的《印刷物专律》等法规宣布无效，并称在民国报律尚未制定之前，先定《暂行报律》三章，“南京政府内务部以前清报律未经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应即废止；而民国报律又未颁布，故暂定报律三章，令报界遵守”[1]。全国报界俱进会当电孙中山，表示反对。报律三章，内容为：（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令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初一日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员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二）流

5、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井坐以应得之罪。（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时，得酌量科罚[1]。　　这样三章规定，从一般作用上说，并没有对新闻自由作出过分的限制，而且，为了防止帝制的复辟，不让颠复者在报刊上散布破坏共和国体的言论，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暂行报律》一公布，中国报界俱进会首先表示反对，立即致电孙中山，表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很快，《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民报》、《大共和报》等

6、均登报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电，强烈反对该报律。同时，《民立报》于3月6日刊发章士钊《论报律》一文，明确提出“法制国而无此物”，第二天，《申报》《大共和报》等上海报纸又刊出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该文点明：“国本无报律”，并称：“且立法之权，职在国会，今纵国会未成，未有编定法律者，而暂行格令，亦当由参议院定之。内务部所司何事，当所自知，辄敢擅定报律，以侵立法大权，已则违法，何以使人遵守？[2]”对报律的立法程序提出质疑。章太炎认为内务部议定报律不仅毫无法律依据，而且侵犯了参议院的立法权。　　在舆论界的一致抵制下，孙中山于

7、民国元年（1912年）3月9日通知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通告称：“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故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效力，不得以‘暂行’两字谓可从权。……民国此后应否设置报律，及如何订立之处，当俟国民会议决议，勿遽亟亟可也。[3]”旋即下令撤销了《暂行报律》。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暂行报律》成为中国新闻法制史上的一现昙花。《暂行报律》的旋起旋灭，是民国初期“绝对新闻自由”新闻理念的盛行的显著标志，这种形式上新闻权力的胜利在短时间内推动了民初报业的

8、大繁荣。但这种繁荣只是短暂的假象，离开了法律的合理约束，报界的自由言论自然不会长久，甚至会为以后的厄运埋下祸根。最终在“癸丑报灾”的残酷现实下幻灭。当时的报界精英对新闻自由的认识有偏差，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盲目追从，矢志追求的是绝对的“新闻自由”，是这次报律风波的根本理由。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