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的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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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的中苏关系内容提要：在中苏关系史上，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是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国家利益为主的过渡，内容非常复杂，但反映在史书上也最为薄弱。本文重点评述的这一时期中苏关系中一系列事件的起因、互动关系以及影响。关键词：中苏关系外交争端军事冲突战略三角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举世闻名的大论战，内容涉及到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国党将苏共的理论观点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封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以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的这种修正主义为参照系展开的，主题

2、就是所谓的“反修”和“防修”。正因如此，中苏两党理论争执、两国利益冲突并没有因赫鲁晓夫下台而结束，两国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更是进一步恶化，进入到“冰天雪地”的“严冬”，发生了一系列外交事件和军事冲突。所有这些，不仅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导致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一赫鲁晓夫刚下台时，从苏联角度说，“莫斯科把尽力改善与中共和毛泽东的关系当成了一个首要的问题来处理。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在对外政策方面改善与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另外，赫鲁晓夫的继承者虽然也会像他那样不会对中国的要求让步，但在一些策略上可能发生改变。

3、从中国角度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对苏共的政策走向一时还吃不准，估计苏共可能还要坚持搞修正主义，但具体做法上和策略上会有所改变。因此，中共中央采取静观其变的方针。一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用比较热情的口吻向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和柯西金发去贺电；另一方面，中央决定“暂时不发表论战文章，我们自己的不发表，其他兄弟党跟苏共进行论战的，特别是批判赫鲁晓夫也不发表。”在1964年十月革命47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经过讨论不仅决定以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名义向苏共发去贺电，而且还派周恩来率中共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的活动。可就在11月7日晚上苏联党和政府举行

4、的招待会上，中苏关系陡然逆转。贺龙在席间与崔可夫等人交谈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突然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照我们这么办，把毛泽东搞掉。”虽然勃列日涅夫事后正式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国党道歉，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极其严重的事件，指示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要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二要利用这一事件向苏共发起攻势，谴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三要在与苏共领导会谈时绝口不谈召开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的问题。所以，在11月9日、11日举行的两次会谈中，中国党政代表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继续攻击苏共的修正

5、主义、搞老子党和搞颠覆活动等等，而且当面拒绝苏共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早在1964年7月30日，苏共中央就写信给中共中央，提议12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起草会议文件。中共中央在1个月后的回信中认为：苏共不是本着协商原则，而是向各国党下命令，所以，“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之后，苏共中央11月下旬又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于1965年3月1日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的筹备会议，即有26个党参加的协商会议。同时，苏共还让古巴等9个拉美国家的共产党组成代表团来华

6、做说客，劝说中国党参加会议。中国党仍坚持一不参加会议，二不停止论战。1965年2月上半月，柯西金在去越南访问时和返回的途中都在北京逗留，先后与周恩来和毛泽东进行了会谈。由于中苏两党在停止公开论战和举行协商会议问题上的立场仍是尖锐对立，这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加快了自己单独行动的步伐，1964年11月24日《真理报》发表了《关于召集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的起草委员会的通告》。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65年3月1～5日，苏联等1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协商会议。中国等7个国家的共产党党拒绝参加。这样一来，世界上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分

7、成了两大派，多数跟着苏联党跑，少数站在中国党一边。总的说来，跟着苏共跑的党是“三和”、“两全”的拥护派，而站在中国党一边的则是反对派。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莫斯科三月会议召开后，中国党马上就做出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月《红旗》杂志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社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抨击苏共和其他与会者观点的同时，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党的立场和看法。此后，中国党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除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外，还特别强调指出：“苏共新领导上台以来，一直坚持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规定的

8、所谓‘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