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诸侯决策监督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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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诸侯决策监督考论　　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而设立的一项政治制度。它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发挥着调节、制衡作用。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监察因素和活动的某些萌芽。　　春秋时期贵族政治中所包含的原始民主成分促成了对最高决策者决策行为的一系列监督制度。春秋时期诸侯决策监督制度与后世的中央监察制度在本质上有着密切联系，应该属于后世中央监察制度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出现的时代，学界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其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张序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始创于春秋战国时期。

2、白钢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从有国家时起就已存在着国君对臣下的监察活动，同时也存在着以贵族为主的国人对君主实行着监督。在春秋中期以至战国，国君监察臣下之职主要委之于御史。同时又设立谏官以匡正国君的过失，我国的监察制度即滥觞于斯时。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中央监察制度由谏官制度、御史制度及封驳制度三大体系组成。这三大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个体系制度产生、确立的时间与发展状况也不一样，从中央监察制度的整体发展线索来看，御史制度是三大体系的核心，并认为中国古代中央监察制度产生、确立于东汉时期。笔者赞同此说法，在春秋时期，还没有设置专门的监察机构，也没

3、有普遍设置专职的监察官员，更没有专门的监察法规，监察活动相对后世而言比较简单，严格说来，春秋时期还未形成一种监察制度。因此，春秋时期不宜冠之以监察制度之名，于决策而言，可称之为决策监督制度。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决策监督制度与西周时期相比有着深刻的变化。简言之，就决策监督机制的产生因素来说，因周王室已丧失了对诸侯各国决策予以监督的能力，使诸侯各国的决策监督因素减少主要于各国自身。　　春秋诸侯各国，大多是周初封藩建卫的产物。周初，周王室实行的命卿制度、监国制度、巡狩制度和述职制度等都对诸侯各国的决策形成了事实上的监督。《礼记王制》:大国三卿

4、，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郑玄注: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误脱耳。孔颖达正义曰:郑何以得知应三卿?按:前云小国又有上、中、下三卿，位当大国之下大夫。若无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在命卿制度之下，作为各国诸侯股肱之臣的卿佐，三人中至少有一人为周天子任命，周王室对诸侯决策的控制可以想见了。周王室还通过监国制度对各国诸侯进行监视。《周礼天官大宰》: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礼记王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毫无疑问，周王室通过监国制度将各诸侯的决

5、策纳入其监督范围。巡狩制度和述职制度相对，是周王室监督各诸侯决策的又一方式。《孟子梁惠王下》有: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礼记王制》: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五年一朝。聘是指诸侯派员前往王室汇报;朝则指诸侯亲自赴王室朝觐、汇报。周天子通过亲自巡行各诸侯国和诸侯定期和不定期向天子汇报以及临时的会、同，对各诸侯的决策予以定期和不定期监督。　　周室东迁，共主衰微，王命不行。进入春秋时期，衰微的周王室再也无力对独立性日益增强的诸侯国的决策实行有效的监督了，诸侯们只是在观念上认为自己是周天子的下

6、属，周天子是各国诸侯精神上的宗主，所谓春秋时共主悉臣之义犹在人心。昔日体现周王室对诸侯决策实行有效监督的赐命请命之举，已沦为具文故事。　　春秋时期，对决策制定的监督，以舆论监督形式为主，类似鬻拳兵谏楚文王的例子颇为少见。贵族、国人对国君或执政的舆论监督是否被听取，完全取决于决策者个人的意志，即其对决策者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因而使规谏与诽谤往往流于空洞的道德说教。桓公二年，宋赂鲁桓公大鼎，桓公置于太庙，《左传》斥桓公此举为非礼也，大夫臧哀伯因此劝谏此非礼之举。周内史称赞臧哀伯:君违，不忘谏之以德。又如庄公丹桓公之楹(《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7、刻其桷，鲁大夫御孙谏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国人对决策制定的意见无缘直接面陈决策者，只能通过诽谤等间接舆论监督方式上达决策者，毋庸质疑，这种间接的口耳相传式的传播途径在舆论向上层传递的过程中难免造成信息的流失或失真;从时效性来说，速度也不及直接奏闻决策者的方式快。　　朝臣、国人的舆论监督没有法律保障，意见是否被听取取决于决策者的个人意志。春秋时期频繁见诸文献中的不听弗听等记载均是国君或执政等决策者对待谏者的答复。决策者拒谏拒绝接受舆论监督的事例不胜枚举，轻则愎谏，重

8、则动用极端手段，谏者有刑(《左传》桓公十三年)，有敢谏者死无赦(《史记楚世家》)等言辞则足以表明有些决策者公然扬言拒谏，甚至出现多起杀戮进谏之人的流血事件。此类行径古已有之。周厉王杀戮国人以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