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综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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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O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1期其结论是“‘孔子删诗’不十分准确”，显然至少是认为古诗若不经删减“数量会更多”。刘立志《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北方论丛}2005年第3期)甚至据此认为“孔子删诗”说是可信的。应该说关于“孔子删诗”说这一疑案远非“上博简”这几篇能解决，但是这说明出土文献对“孔子删诗”问题的解决是有很大帮助的。除此之外，如曹建国所指出的“《诗论》与孔子诗学思想的阐释”以及“《诗论》与孔门《诗》传”等，也都很具有研究的价值和空间。五、其他除了以上所列四项之外，在运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的问题上还有一些方面是值得研究的，如《诗经》文本的形成和构成等。如陈

2、致在《(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就尝试用古文字的材料探讨颂、雅、南及风的原始意义，提出了“‘南’字字义本为初生之竹，字形又像竹节，最初为竹木制的容器和打击乐器，后来又为南方乐钟的代称，进而代表具有南方色彩的音乐体式；‘风’最初为普通管弦乐器的代称，后来成为具有地方色彩的音乐的代称；‘颂’源自商代的乐钟‘庸’，是殷商贵族用于祭祀、飨宴以至军旅所用之器。⋯⋯而‘雅’即‘夏’，是周人在与其宗主国‘大邑商’相对抗的过程中营造出来的文化概念”。虽然其中的一些观点并非作者首次提出，如张西堂在《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中已经指

3、出颂即镛，但是作者经过坚实的出土文献的证据，证明了颂实即作为大钟的庸。这样的论证，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以上是我们对百年来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所进行的分野及评述，以便将《诗经》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近百年来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综述刘晓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北京102488)秦汉确定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而以郡县制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地方行政体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君主统御地方、强化全国统治的有力手段，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承袭。地方行政制度是秦汉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涉及地方行政机构的组织、运作，吏员设置、升迁、秩次等诸多问题，一直倍受学者关注，近百年来前人有关的

4、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近百年来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综述一、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综合研究研究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论著大都会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作专门探讨。罗志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独立出版社，1943年)探讨了秦代郡县的形成、两汉行政体系与内部组织之构成以及地方政治与吏治的关系。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语所专刊之四十五A，1961年第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基本框架，分十三章考论地方行政制度，述其设官与职掌：一是统治政策与行政区划，二是郡府组织，三是郡尉，四是郡国特种官署，五是县廷组织，六是乡官，七是郡县学官，八是

5、上计，九是监察，十是任迁途径，十一是籍贯限制，十二是任用杂录，十三是秩绶表。中国历代政书记载政治制度，皆偏详中央而忽略地方，该书堪称第一部系统详细研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力作。程幸超《中国地方行政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主要考察了郡县制由萌芽到确立，再到与分封制并行，后又发展为州郡县三级的演变过程。李创新、华金辉《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制度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奇秀《中华古典地方行政机构体制的设置及演进规律》(《学术研究》1996年第3期)两文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亦有探讨。李晓杰《九州郡县——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沈阳出版社，19

6、97年)从行政区划与地方官制这两个方面多角度地分析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规律，在行政区划的设置、幅员盈缩、层级变迁、郡县制发展及地方长官设置等问题上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论述。周振鹤的《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都是从历史地理角度概论地方行政制度的专著，在对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变迁作整体叙述的同时，也对秦汉时期郡县制、行政区划和地方行政组织变迁的过程、特征及其在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做了考察。范学辉《秦汉地方行政运行机制初探》(《文史哲》1999年第5期)主要论述了皇帝的诏令和诸公

7、卿府的行政指令向地方政府传布和地方政府定期或随时向中央汇报的两种行政运行形式，为了保证行政运行的迅速和准确，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一是建立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二是形成了严密的驿传制度，三是制定了严厉的法令、法规，保障地方行政权力的正常有序运作。赵炎才《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有四个特征：郡县制、封国制与特辖制并世而立，政级配置与控制措施同生共存，制度性与变通性良性互动，具体性与目标性有机统一。它们互相联系，彼此互动，体现了地方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