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模式的历史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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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治理模式的历史性突破【摘要】中西方围绕治国理政的争论长期被“政体问题”所困扰，这种问题意识和网惑最早始自明末来华的两方传教士利玛窦。自利玛窦以降，西方四百年来长期无法有效归类中国的政体，形成持久的困惑。治理为本是中国的政治实践和理论传统，传统“郡县国家”治理体系传承至今，中国注重利益共享的实践导向和西方注重政体形式的传统大不相同。西式选举的开展至少需要选举共识、选民单一、经济发展和任务稀少四大条件，这些都与中国当下的历史要求不相匹配。“四个自信”是超越西方政体问题意识与迷思的基础，体现了中国治理模式的历史性

2、突破。在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不能倒。【关键词】治体；政体；治理为木；郡县国家当下中西方之问的竞争主要体现为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文斗”，而非导弹炮舰之间的“武争”。“文斗”的核心是围绕着政治领域，此方面的议题长时间被西方设定为“政体问题”争论，其以“民主/专制”两分法的极端偏狭对中国进行贬损和打压，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则被动应付，哪怕我们成绩斐然依然“被骂”。这就显示出“提出什么问题”比“如何回答问题”更为重要，即所谓“问题意识”才是关键！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我们为

3、什么不行”的问题之中（“李约瑟难题”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上世纪上半叶乃至一度归因到文化和文字的“根源”上，差点像土耳其一样把自己传承几千年的文字都废掉而“彻底西化”，现在看来自然是幼稚可笑的。当下，中华民族离伟大复兴越来越近，以至于整个西方都要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行”这一新问题。过去围绕“中国不行”的大景自以为聪明的回答就必然成为过眼云烟而几无学术和历史价值。西方独特的“政体问题意识”是其宗教、历史和文化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世性。中国历来缺乏对此问题的敏感和关注，而是专注于治国理政的综合实践体

4、系和利益共享的实质问题。彼此的巨大差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明朝末期进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与学者利玛窦身上就己经显现，并在其身后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作过阐释。笔者将其概括为“利玛窦网惑”，即按照传统的两方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无法清晰归类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实践，进而陷入持续的困惑之中。这种“困惑”自利玛窦始，后来持续影响了孟德斯鸠、黑格尔乃至马克思而成为西方主流的思维方式，并通过近代梁启超的翻译转入中国，限制和困扰了我们自己判断和问题意识，持续四百余年而无解。“利玛窦网惑”本无需耗费

5、我们太多精力去回应，这只是丙方自身的困惑，中国从来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评价治国理政的标准显然是“治理绩效”，而不是某种“形式”（制度）和抽象的“真理”，这个世界也不会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形式”（政体）。之所以说这种回应无需花费太多精力，因为彼此之间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说服”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无法理解”就只需“求同存异”，而非野蛮征服或者削足适履。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历史大国，中国人生存和实践的意义，并非需要西方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是“四个自信”的真正意义所在。治理为本是中国传统

6、的政治智慧和实践经验，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治理话语”迅速上升是中国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上“回归初心”的表现。一、“利玛窦困惑”：困扰西方四百年的政治谜题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利玛窦于1582年抵达中国，此后28年间直到去世一直待在中国，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在中西方古代文化交流史上，与之齐名的还有更早一些自称在元朝时期进入中国的马可*波罗及其《马可•波罗游记》，但因该书内容自相矛盾之

7、处甚多以及缺乏历史证据支撑，后世渐渐不再采信。所以称利玛窦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也不为过。《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利玛窦晚年自感时日无多的背景下整理记录自己近三十年在明朝中国的见闻，而且他在这些材料的封面上从未写过任何书名，说明他本人没有想过要公开出版这么一本书，这些材料是他准备寄送给西方的耶稣会会长审阅并传阅的“内部决策参考”，预设的读者是西方世界的上层人物，所以行文上就更加直接而少有遮掩。只是看来书籍似乎也右自己的命运，这些材料于其去世后的第五年(1615)在西方公开出版发行，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而

8、传播甚广。《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第一卷第六章专题讨论了“中国的政府机构”，并且在其第五章“关于中国人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学位的运用”中也谈及了政府体制的前提基础问题：我们将只就与本书叙述的目的有关范围内触及这个题目。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好几本书的话，那也会需要好几章。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