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在经济史中的逻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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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因素在经济史中的逻辑地位摘要：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人口的自然增长根源于人的生物属性，是社会运行中经常起作用的外生变量。人口增长改变了客观环境，从而改变了个人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具体选择，对整个社会有明显影响。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是人类迁移扩散和创立新行业的基本动力，历史上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出现，就是为对付环境压力而理性选择的结果。传统社会中的“世风日下”也是由人口增长引起的。人口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不正当手段的价值相对提高，吸引人们采取不正当手段谋求利益，社会秩序趋于混乱。人天生追求消费的多样性，但却只在生产单一产品时效

2、率较高，于是商业应运而生，于是最有利于刺激商品交换和生产专业化的西欧，发展出了近代科学，而在那些不利于专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古老文明地区，社会经济在初期辉煌后都陷于停滞。没有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世界其他地区将一直停留于自己的中世纪。人口增长是社会运行的原始动力。在相同动力下不同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差，必须由不同的地理条件给予解释。关键词：生物属性人口增长报酬递减市场兴起社会变迁全文提纲：一、历史研究的宏观框架：S=F(H)二、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三、刺激人类行为的外部环境：原始条件、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四、人口增长的直接效应：迁移扩散五、作为“原因”的人口因素和

3、作为“结果”的人口问题六、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边际收益递减七、西欧经济兴起的人口模型：“人口动力论”八、中国历史循环的人口模型：人口循环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九、传统社会停滞的“人口一地理”模型十、“选择史观”和“唯物史观”十一、对人口模型不成功的运用和不得要领的批评十二、简短结论(以下是正文)中国经济史论坛最近发布了侯建新先生原发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上的文章《试析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若干误区》，该文认为，在所有制、雇佣劳动的地位和人口因素等三个问题上，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和实践存在误区。在分析了所有制和雇佣劳动问题之后，作者批评了“忽视人口问题和将一切不发达的原委都归为人口问题”的态度，建议

4、从理论上对“人口因素”给予科学定位。笔者认为，侯先生谈到的几个误区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就侯先生的论证来说，他似乎并没有给我们指出走出误区的道路，按照侯先生的指引进行研究或许只能在误区中打转。更使笔者感到遗憾的是，侯先生不但没有能够对人口因素进行“科学定位”，甚至把学者们本来正确的研究方向也给否定了。本文谈谈笔者对人口因素科学定位的设想，敬请侯先生批评指正。由于笔者的论述不符合传统唯物史观“框架”，肯定会有不少读者一时不易理解，还请读者提出批评或者多多包涵。一、历史研宄的宏观框架：S=F(H)历史学越来越重视“经济一社会史”研究，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解释不同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一般认

5、为“经济一社会史”研究也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以生产力为基础，却没有解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这就无法解释不同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人们早就发现，地形、地貌、土壤、位置(经纬度)、气温、降水、人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因素，都在社会历史运行中起了重要作用，于是不少人相信历史发展的“因素论”，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状况都是以上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综合作用”原理大概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因为谁也无法证明某一因素不起作用。但是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某一“因素”的具体作用以及它起作用的机制。就这一关键问题来说，“综合作用”原理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我们还需要寻找更好的方法。科学的

6、方法是建构社会科学的公理体系。在科学史上，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最早在几何学中建立了公理体系。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各学科都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公理体系。但社会科学的进展却颇为缓慢，到现在还只有经济学从基本假设出发，应用数理逻辑，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逐渐向相关领域扩张，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很高成就，三位领军人物布坎南（1986年）、贝克尔（1992年）和诺思（1993年）相继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人都是美国人）。经济学方法和原理应用于其他学科所取得的成就（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为建立统一的社会科学体系预示了光明的前笔者以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为历史学提供

7、了方法论基础。历史学要成为科学，也必须像经济学一样采用实证方法，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历史为人类行为所创造，人类行为的选择原则是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诺思得出结论说，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决定人们选择的客观因素包括原始条件、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原始条件主要是地理环境要素；内生因素包括人口状况、物质技术成果、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