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大历史观下的明清市场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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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仁宇大历史观下的明清市场与政府「大历史观」(macro-history)、「数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manageable)是黄仁宇先生成学以来所极力宣扬的史学概念，前者是这种史学概念的统称，后者则是这种史学概念的实际操演。何谓「大历史的观点」？黄先生直指称是：「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interpretationofhistory)」。［1］戶斤谓「技术上的角度」，则正是他强调的「数目字管理」概念：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的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interchangeable)的零件

2、；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在推进科技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其国民对其政府之无能益抱不满。［2］我认为这段话能相当程度掌握黄先生所提「数目字管理」的精蕴。这段话包括两个重要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将历史发展区分为「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两类不同的「国家社会架构」：「农业组织」为

3、主的社会，配合一种「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mathematicallyunmanageable)国家」，两者是以「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相连结；「商业组织」为主的社会，则配合一种「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两者以「注重加速交换」相连结。第二个层面则以「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割归并、道德观念上的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三者间的相互支持，做为「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的基本特征，这种特殊的「国家社会架构」，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或是「现代化社会」。以「数目字管理」来检视人类历史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其中「经济、法律、道德」间的互动内容，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

4、hnicalinterpretationofhistory)」，也正是黄先生强调的「大历史观」。他相信，以〔目字管理」、「大历史观」考察人类历史，不仅能藉以标订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更能拨开纷纭历史表象、直捣社会贫穷问题的核心，［3］进而为包含二十世纪中国在内的其它落后国家开出妥切药方：避开无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路线争议，减少完成改造「国家社会架构」的时间与痛苦，早日跻身「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国家」之林。［4］因为黄先生相信上述史观的实用性，他建议在大学设立「大历史」课程，帮助「历史家伸张他们的眼光深度并放寛视界」，写出一种「宏观的研究」：「能够报告读者，何者变化为短时性的，

5、何种改革有永久性」，藉以修补现今史学训练过于钻研「小题目」的习气。他对他的史学同僚提出以下呼吁：有些同事可能认为这种建议过于急燥、过于浮泛。而我所恐惧的，乃是与他们顾虑的相反。我们己经处于一个前无古人的环境里。世界的变化如斯的迅速，今日有很多政治家、战略家以及企业家甚至旅游者，都不待我们的真知卓见采取行动。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5]细绎本段文字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卓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

6、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在为黄仁宇先生《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一书作序时，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怀是十分迫切的……我们无论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学预设或同意他对具体事件的解释，我们都不能不对他的知识真诚和故国情深表示一种同情。这部《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正是作者的理智和情感交织而成的作品」。［6］我认为，「理智和情感交织」，正可贴切说明黄仁宇先生史学研究的最大特色。黄仁宇先生史学研究的情感层面，［7］以及他在对日抗战期间由运输补给过程体会的中国实况，本文都无能力谈及，只希望能对他「数目字管理」概念做些分梳，配合明清市场与政府间的演变关系做些相关讨论，进而重新省思这

7、个「数目字管理」概念的价值与问题。（一）「数目字管理」中的经济、法律与文化黄仁宇先生标举的「数目字管理」概念，有两个主要学术根源，一是他对明代中国财政制度与政治社会的专力研宄，［8］二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密集阅读与师友讨论。［9］前者精华具体表现在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inSixteenth-CenturyMingChina（1974，中译《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与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