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与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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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狄尔泰与胡塞尔　　在德国哲学从近代向现代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应当引起人们关注的事情，那就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关系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狄尔泰与胡塞尔相差正好是一代，有过个人交往和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更重要的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所体现的是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过渡，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哲学的开端。可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在以狄尔泰为代表的近现代哲学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弄清狄尔泰与胡塞尔的关系，对我们正确认识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长时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学者

2、只看到他们之间的区别，而看不到他们的联系，就好象由胡塞尔开始的现代西方哲学是凭空而起的。如果这样，我们不仅不能正确认识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而且也无法理解胡塞尔本人在1928年曾说过的话，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工作是现象学天才的前瞻和准备；[1]更无法理解胡塞尔在1929年6月27日写给米施信中所说的，观念的现象学“是在1913年——1925年完成的，它与狄尔泰非常接近，尽管方法是非常不同的”。[2]因此，系统地考察狄尔泰与胡塞尔的关系，了解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就是本文试图完成的任务。一、狄尔泰是从历史学跨进哲学的，

3、他年轻时受到施莱尔马赫和浪漫派精神所侵淫，在他身上体现的更多的是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而胡塞尔则是从数学进入哲学的，他推崇的是严谨缜密的分析推理。当狄尔泰在撰写关于莱辛和诺瓦利斯的文学评论时，胡塞尔却在柏林钻研“阿尔贝的函数”。两位思想家的出身不同，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研究方向。狄尔泰试图建立的精神科学体系，主要范围包括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批判、文艺批评等，而心理学和人类学则是他视为把这些学科联系为一个体系的认识论基础。胡塞尔则更愿意把哲学看作一门严格的科学，一生专注先验现象学的发展，而不做经验研究。　　但是，他们有两

4、个共同点：其一、他们都非常关切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欧洲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并且试图以自己的理论体系去改变这种情况；其二、他们都以心理学为其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尽管他们后来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　对狄尔泰来说，心理学是他的精神科学的基石。他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心理学，因为精神科学的对象是社会和历史的真实性，而社会和历史的载体是人，所以，对这种真实性的研究就与对人的生命实践的研究交织在一起。尽管狄尔泰认为，生命最终是不可探索的，但生命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显现的体验和表达——意识、意识关联、知觉、内觉、自省等，可以使我

5、们从科学上对它有所认识，进而达到狄尔泰所说的“理解”。这样，心理学就是我们认识生命、认识社会和历史真实性的入口，这样的心理学不应当是“实验的”或“构造的”，而应当是“描述的和分析的”，进而是“理解的”。提出这种全新的心理学研究方式，对狄尔泰来说，具有双重的目标设定。　　第一，狄尔泰的描述和分析心理学是在生命直接显现的地方描述生命和考察生命。狄尔泰通过对“体验”这个概念的解释和演绎，公设意识、意识关联都是在生命中直接给定的，这是一种对“内在现象”的觉察，并且与外在知觉相区分。进一步说，生命存在于各种关联之中，我们可以通过

6、意识关联去认识生命。这种具有反思特性的心理学认识被狄尔泰称作思维行为，它专门考察在分析方面可以区分、但在体验中却不可以分开的意识事实的同一性。这点是狄尔泰对康德哲学中关于“自我意识”论述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阐述建立描述和分析心理学的重要根据。在狄尔泰看来，传统的人文科学缺少的就是象自然科学中那种通过方法论的构造而获得一个系统的关联。尽管在生活实践中存在着这种联系的可能性，但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与逻辑结构相符合的人文科学的整体联系。狄尔泰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局限——它们都不可能创造一个与社会和历史相合

7、乎的整体关联。这时，狄尔泰就把希望寄托在新兴的心理学那里，因为如果心理学能够澄清生命是一种体验，是一种在本原上的关联，并且使之提升为一个明确的认识，那么，这样的心理学就应当能够帮助他所建立的精神科学突破原来的人文科学的局限。这样，他所设定的以“体验”为核心的心理学就能在概念上解释精神科学的同一性，以此推演下去，她不仅可以成为精神科学的认识论之基础，而且还可以构造历史和社会的客观知识。虽然狄尔泰没有明确地指出“体验”在这里所具有的系统的功能，但正是“体验”的这种功能确定心理学与认识论的关系。　　我们由此看到，在当时科学主

8、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狄尔泰为了保证精神科学在他那个时代仍然能具有独立性，不只是自觉地、有意识地去证明它，而且还敏锐地认识到，这样的证明必须尽可能的有效。这就是说，他不是食古不化地对原来的认识论进行一番改造，然后就拿它去证明精神科学的独立性，而是通过作为认识论基础学科的心理学的证明，使各门具体的精神科学的学科之间有一种内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