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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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选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中国的经济增长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因此，中国的增长不无理由地被看成了一个奇迹。本文以制度变迁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论点是：经由重新界定产权，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从而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综合成本竞争优势。改革的体制出发点计划经济制度的思想根据之一是公司理论。人们观察到，在市场里成长起来的大公司，内部有

2、计划，但整个经济却没有计划。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公司组织将越来越巨大，直到覆盖整个国民经济，从而把大公司内部的计划转变为全社会的计划。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832页。列宁的构想更为直截了当：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社会主义，就是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国家公司的雇员，使整个苏维埃经济像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那样组织起来。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科斯（1988）在回顾他的公司理论的时候，明确讲他自己曾经受到那种把国家看做一个大

3、公司思想的影响。R.H.Coase，1988，“Thenatureofthefirm:origin”.InTheNatureoftheFirm，Origins，Evolution，andDevelopment，EditedbyOliverE.WilliamsonandSidneyG.Winter，P38—39，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当然科斯的贡献，是提出了关于公司性质的经济学分析。他首先问：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既然可以用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为什么还存在内部似乎不依靠价格机制运行的企业？

4、科斯的回答，是市场的价格机制有成本。此“成本”，不是原来人们熟知的生产成本，而是在直接生产以外、为了完成产品的交换而发生的交易费用。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本身要耗费越来越多的资源。在某些情况下，把运用价格机制的“市场协调办法”，换成在内部靠经理们的命令指挥行动的“企业家协调”，可以显著节约交易费用。根据科斯的理论，公司无非是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一种组织。R.H.Coase，1937，TheNatureoftheFirm，InTheFirm，theMarket，andtheLaw，pp.33—551ChicagoUnive

5、rsityPress，1990不过，科斯可没有走到“国家超级公司”那么远的地方。这是因为，他的分析还顾及企业的另一个成本即“组织成本”----当公司把原本通过市场交易的活动集中到企业内部之后，公司的组织成本（包括决策、监督、管理的成本）就不可避免地上升了。因此，科斯关于企业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同时考虑到了两种成本：公司可以节约市场交易的费用，但又必须为此支付组织成本。他的推论很直接，当公司节约的交易费用与由此增加的组织成本在边际上相等的时候，6公司与市场的边界就确定了。科斯用他老师当年用过的一个比喻，把真实的市场经济看做大海

6、，而公司则是海洋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岛屿。在科斯看来，在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并存的世界里，“海洋”不能覆盖一切“岛屿”也不能替代全部海洋。本文作者对科斯的企业理论的理解，见周其仁(1996)，“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经验的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改革的体制出发点，是计划经济也就是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的现实。这个体制的特色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源，依靠政治权威、行政体系、合法强制力以及全盘计划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虽然列宁掌权后实施过一段“新经济政策

7、”，即苏维埃国家仅仅控制经济命脉，而把大量小工业、小商业和小农业都交给私人和市场，可是那段政策为时短暂。斯大林推进了全盘国有化，把苏维埃经济组织成真正的超级国家公司，内部靠行政命令组织计划经济，不给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活动留有任何合法空间。不过，苏联式的高度集权模式过于僵化，迫使中国领导人几次尝试把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现在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就是在超级国家公司之下增设了许多地方政府公司，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所有资源只能按照公有制的模式加以组织的根本原则。这当然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整体看，改革前的中国

8、虽然实行某些行政性分权，但与前苏联一样，绝不承认私人产权的合法地位，也没有给私人之间订立各类市场契约留下空间。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并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所以需要扩大企业组织来加以节约。多少年困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是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偏低。讲到底，就是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太高。1977年中国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