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16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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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160;　#160;;就解决认同危机而言，我倾向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其积极方面哈贝马斯本人已有详尽论证，此处不应由我赘述。本文只能从消极处探讨相对宪政爱国主义的另一种认识：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主流意识形态退守民族主义，而且回归传统文化，即感欢欣释然，似乎只要回归本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即告缓解，民族主义的现代难关亦能度过。我将这样的认识简称为文化民族主义。JP02_u7，第55页，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2）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173页－174页，台湾

2、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3）《黄书?原极》。（4）《读四书大全说》卷十。（5）《俟解》。（6）《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7）《答万贞――论明史历志书》。（8）《太炎文录》卷一《衡三老》。（9）见澳大利亚学者费思堂所提会议论文《黄宗羲与吕留良》，载《黄宗羲论――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10）黄炳厚《黄梨洲先生年谱》第37页。（11）史得威《淮扬殉节纪略》，见张海鹏编《借月山房汇钞》四十六卷，第2页。（12）黄宗羲：《送万季野贞一北上诗》。（13）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载《独

3、立评论》1935年5月12日150号。（14）我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通观胡适全文，论证“民族国家”的基石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不是当时正在风靡西方知识界的苏俄“集体主义”。就在同一篇文章里，胡适甚至还说：“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15）本文应该自限的是：一、民族主义不能定位于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它不能成为民族认同的对象，但在民族内部的伦理生活中可能具有难以取代的独到价值。当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人在正确抵制文化民族主义时，将这一观点不恰当地引申为传统文化一无是

4、处，以至再三再四地与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发生文化论战，这一重大失误，似应为今日认同宪政爱国主义的朋友引以为教训。我在其它地方写过，那几场文化论战可能是双方共享同一种文化决定论。二、相对于九十年代更为凶猛的另一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并没有那样积极的进攻姿态。只是由于本会议题所限，不能涉及这一文化领域之外的问题。但就问题的紧迫而言，在知识界之外扩张过来的所谓国家至上论，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可以说不”，九十年代末叶的“超限战”，以及今年刚出现的一些富有铁血气质的策议，这一思潮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转型的前景更具进攻性，应该予以更多的

5、关注，另有文章对应。（此文为斯德哥尔摩大学“面对新千年的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二○○○年五月）转自：书屋第八期本文共4页:第1[2][3][4]页;m{)%g;E&t7%0)+9[州学习社会学政治.gzU521.]m{)%g;E&t7%0)+9本文共4页:第[1][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