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的两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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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道主义”的两副面孔论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新青年派”同仁围绕《新青年》杂志所进行的一系列原创性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确切的证词。这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和《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中可以略见一斑。洋洋十卷本的“大系”不必一一列举，单说《建设理论集》所收录的关于文艺意识或说文学观念的定位目次，算起来就有50篇，而且这还是经过编纂者胡适精心遴选的。必须看到，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以及流变的资料编选，并不止一个版本。在每一种选本的背后，无疑都凝结着编选者独有的个性、气质与文化关怀。赵家璧主编的这套十卷本的

2、新文学理论、作品选集和1979年以北京大学为首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系列中的《文学运动史料选》构成了两个值得玩味、思考的文本。尽管后一个版本不包括作品，但在“原初”意义上比较新文学诞生之初的内在气质却饶有情趣。（1）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是当事人的“描述”，后者则是后来者的“策划”。初观其貌，它们在主体资料的编选上还不曾出现大相径庭的体例。然而，若是解读内在的编选标准，我们却不难从、文章等资料（哪怕是些许的调整和删减）的安排中寻觅到内在纹理与气质的差异。不必讳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对此重视不够，即使是刚

3、刚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也没有给予必要的阐述。（2）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遗憾。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伴随着“思想革命”而孕生的。新文学创生伊始，便在精神气质上有着明确的定位并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以“新青年派”同仁为主体的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制造者虽然在个人的游学经历、知识背景以及性情气质上有着种种主体性和客体性的歧向，但在文艺意识的观念定位上却是齐声呐喊、同气相求：“人道主义”构成了新文学“气运”的内在灵魂。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中国新文学的“人道主义”是不是一个均

4、质化的、透明性的概念？如果存在着差异性和流动性，那么其主旨的歧化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运作的？本文正是针对中国新文学人道主义诉求所呈现出的两副面孔，进行一次历史追溯，以此来耙梳新文学发生之初气质的同构与异构，并通过后来对于新文学不同版本的演绎和描述，让20世纪文艺意识形态的原始基因得以清晰流布。　　　　一　　　　如上所述，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这个宁馨儿的孕育又是从酝酿新文化运动的元典《新青年》杂志怀胎的。诚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些·小说二集导言》中开宗明义说的那样：“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

5、《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3）“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言辞，分别是新文化领军人物胡适和陈独秀的基本态度，两位主将的哼哈互动将一场文学建设“理论”与文学观念的“论争”推到了历史的浪尖。对文学态度与观念的基本格局，笔者已经有过论述，不再赘言。（4）这里，本文关注的重点还是“新青年派”同仁关于“人道主义”的同气相求以及背后的张力。　　文学运动总是伴随着思想的启蒙潮流而动，在五四时期，“人”成为最富有历史激情的“发现”，这里的“人”不再是蛰伏于传统礼教纲X中“为臣、为子、为妻

6、”的附庸式、奴隶式的存在物，而是具有现代独立价值的“我”。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己而存在了。”可以说，“个人本位”成为五四同仁的同一首歌，在这一历史的主旋律下，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纷纷登场同唱。对于显然源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个人本位”思想，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们一开始就有着一拍即合、异口同声的默契。这种默契和共鸣反映在新文学运动中就是以“人道主义”思潮为主线的思想预设，这一主

7、张在文字的具体表述中最具煽动性的当然首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5）依次类推，便产生了这样几个需要剖析的问题：五四初期的“人道主义”的源头何在？被“五四”思想家兼文学理论家舶来的“人道主义”移植到中国后发生了怎样的精神变异？在众生喧哗的“人道主义”诉求中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倚重和关怀？　　我们看到，“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个人本位主义”、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周作人的“人间本位主义”、鲁迅的“个人的自大”，都源自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条线索下“人”的发现与诉求。“个人主义”的哲学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构成了时代

8、的最强音。个人主体意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占据了时代文学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头脑。　　Huamnism，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原版长相。舶来中国之后，它又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性主义等不同的别号。其实，在西方，这也是一个至今也没有人能够成功地做出令别人满意的定义的词汇，因此，研究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也慨叹这个名词“使得辞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