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

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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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查晓英【英文标题】ADebateontheTendencyofChineseArchaeologyattheEndofthe20thCentury         ——FocusingontheViewsofMr.YuWeichaoandZhangZhongpei【作者简介】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查晓英(1978-),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对本学科的整体反思。俞伟超与张忠培被分别视为“新派”

2、和“传统派”的代表,他们的争论成为反思中的焦点。分析两位先生的观点及研究论文后,可以发现他们的实际取向相近或可互补。考古学研究应同历史学、人类学更紧密地联合,还是应返回资料本身,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两种主张以对立的面貌出现有其学术史上的原因。曾为一代学者所熟练运用的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反成为现今学者的未来目标,提示出学科设置乃至社会思潮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这些均是造成上世纪末考古学反思中产生分歧的因素,且对理解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走向相当重要。【关键词】中国考古学20世纪中国学术考古学与历史学考古学与人类学俞伟超张忠培   20世纪最后20年间,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对本学科的整体反思

3、。俞伟超在1993年一次访谈中说:“1985年以后,我感到我在思想上有所变化,但同时我还感到另外一种变化,那就是一些原本志同道合的朋友,由于不理解,观点也就慢慢有了分歧。”[1](237页)这里所说的分歧,大致是指他与张忠培之间常被看作观点的对立,后来并形成公开的争论,引起学界较广泛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俞、张二位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界名副其实的权威,更由于在这场争论中他们被分别视为“新派”和“传统派”的代表[2](218页)。而根据考古学界公认的分类法[3](16-17页),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恰好是考古学的两大分支,即历史考古学和史前考古学(注:有学者认为“史前”此命名不妥,参见陈星灿

4、《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2-12页,三联书店,1997年。)。故这两位考古学界重要人物之间的争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成为考察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考古学发展动向的一个途径。本文仅初步梳理和分析这场争论,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教。   一、争论发生的背景   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中国大规模的建设运动,大量遗址被发现,大批遗物出土,有外国考古学家称这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1](151页)。但到80年代,国内的考古学者却有进入“困惑”境地的感觉[4](277-296页)。针对中国大陆考古学的现状、走向、理论、方法等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出现一股反思的热潮

5、。1984年,苏秉琦在北大考古系教师会上说:“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习惯于整理材料,编写报告、论文,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诚然,这些工作都带有科学研究的性质,都涉及到一些理论,但其中却普遍存在着概念模糊的问题。说到底。是我们的实践工作已走在前面,理论工作落后了。”他提出,探索“基础理论”(具体指“区系类型”理论)当是“现阶段”考古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5]。   在对中国考古学整体反思的同时,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并介绍了国外考古学的研究状况,引入了许多新技术、新名词、新观点;但译介文字多偏于“论”,少见较具体的研究性论文(注:也有个别的例外,如ColinRenfrew:《巨石建筑遗迹的

6、社会考古学》,周本雄译,王世德校,《科学》1984年第3期。)。在借鉴了国外(尤其是美国)考古学研究方式、学科设置等内容后,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众多新学科、新分支竞存的现象。《中国文物报》的第3版从80年代末便成为介绍新见、批判旧法及讨论切磋的场所,《东南文化》等地方学术期刊也显示出对新事物的关注。这次反思具有较强的突破性,有学者甚至开始质疑地层学、类型学这些20世纪才传入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基础方法(详后)(注:关于地层学和类型学,张忠培认为“层位学”比“地层学”命名更合理。参见张忠培《中国考古学》214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类型学又有叫做“形态学”和“标型学”的,参见俞伟超《关于

7、“考古类型学”的问题》,《考古学是什么》54页。本文凡提及此二种方法,均采《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命名,称“地层学、类型学”。)。但总的说来,多数讨论立意相对高远,基本未涉及具体的个案研究。   张光直在那段时间的中国与国外的信息交流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一些在国内甚有影响的学者,如俞伟超、童恩正,似都与他在学术上有过深入的对话和合作[6](176-180页)[7]。1980年,张先生在社科院考古所作了一次演讲,指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器物分类法和社会制度探讨存在一些问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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