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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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摘要：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三农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其实是内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之中的；农民的破产、农业的凋敝、农村的衰落，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80年代的承包制重新复活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没有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灭小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中国的国情和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消灭小农经济的道路选择并没有最优解，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标本兼治。关键词：三农问题小农经济市场经济矛盾“三农

2、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学界关于“三农问题”症结的判断迄今仍然歧见纷呈，比如：“农民的收入过低”，“农民过多”，“土地产权不明”，“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权利缺乏”，“农村政府机构膨胀”，等等说法，见诸于相关讨论，人们己耳熟能详。从“三农问题”的种种表现来看，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深究起来，我认为这些“道理”也仅仅是就表象来说的道理。所谓症结，就是问题的根源或本质。事物的表象是多元的，但事物的本质却是一元的。在我看来，上述的“症结”并非“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而只不过是“三农问题”本质的种种外在表象罢了。正因为许多学者误将表象当作本质，

3、所以在“三农问题”的症结上才会有如此混乱的说法。至于有些论者干脆将上述所谓“症结”一一罗列，打包批发，这种貌似全面的公允除了使问题更加复杂之外，其实并未推进认识的提升。如果上述所谓的症结仅仅是对“三农问题”现象层面的刻画，那么它们离“三农问题”真正的本质就还有相当的距离。一、“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由于对“三农问题”的症结的诊断存在歧义，学者们开出的药方也就见仁见智了，比如：“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裁撤乡级政府”，“让农民享有公民权利”，“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等。如果说学者们关于症结的分歧体现了各自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那么对开出的药方宄竟孰轻孰

4、重，谁先谁后，也就同样难以达成共识了。药方的不同反映了对症结的诊断存在分歧，足见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在认识上还有待廓清。为了有针对性地切入问题，我们不妨对这些药方逐一分析，看看“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必须指出，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1）市场经济对中国农村的侵蚀作用逐渐增强；（2）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存在形式。以下的分析将表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和冲突，才是“三农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1）增加农民收入。在现实的产业结构、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增加收入的途径是“市畅（如提高农产品价格），那么这种增加就必然存在着“市场局限”（比如与国际现代化的农产品

5、价格相比，我国小农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己是天花板价格）；如果增加收入的途径是“行政”（比如“直接补贴”、“转移支付”），那么这种增加不仅存在着“财力局限”，且也不可能过分偏离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果没有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支撑，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来增加农民收入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小农经济收入的增加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负相关的。（2）减轻农民负担。这很有必要，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农经济收入过低的问题。在我国的GDP中，农业产值已不到15%，可是在总人口中，农民却占8亿。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农业产值的比重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如果以小农形式存在的农业人口没有大的减少，平均到农民人

6、头的农业产值就难以增加。可见，在分子（农业产值）减少而分母（小农人口）不变的情形下，即使把农民的各种税费全部取消，靠农业来增加农民收入也难有很大的作为。换言之，经济结构的变迁必然减少可供小农经济分配的产值，单纯的削减税费改变不了农民的命运。（3）撤消乡级政府。政府机构日益膨胀（乡级政府），正税无力支撑，结果必然是各种名目的收费泛滥成灾。此问题不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举措就只能是扬汤止沸，即使暂时减下来，也会反弹。因此，撤消乡级政府应当是釜底抽薪之举。但是，政府退出后的权力真空由什么填补，如果出现“南霸天”、“西霸天”等等的“恶人治村”又当如何？或曰寄希望于农民自治，问题在于：

7、“自治”的诉求与分散、孤立且不合群的小农经济能否整合（耦合）？如果小农经济本性要求自治，那么就意味着现代政府的管理方式与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冲突。或许，小农经济的“自治”诉求就是“不需要现代政府”的自治，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小农经济面前，现代政府的“失灵”是必然的。因此，问题就不再是政府机构的“十恶不赦”，而是小农经济本身的特征决定了现代政府机构的多余。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为现代化的政府（即使是形式上的现代科层制）提供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谓的“用数目字管理”的条件。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