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伤痕与伦理家园的重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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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墟、伤痕与伦理家园的重建(1)“智慧的人”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各色各样、有时是很重要的角色，但问题在于，他们总是一些行将就木的老者。他们在临死前才获得的智慧，无法支配这个不断受到新来者的卤莽和“愚蠢”袭击的世界，如果没有出生和死亡的联系（这一联系保证变革的发生，使智慧不能统治世界），人类可能早就在不可忍受的厌倦中灭亡了。——汉娜·阿伦特：《论公民不服从》要是盘青青和“一把手”李幸福还活在遥远的什么地方，他们过的一定是另一种日子。……可不是？连绿毛坑里那些当年没有烧死的光秃秃、黑糊糊的高大乔木，这两年又都冒芽吐绿，长出了青翠的新枝新叶。——古华：《爬满青

2、藤的木屋》一、废墟和伤痕：过去的、正在制造的和未来的海因里希·伯尔的写作处在这样一个现代性的两难困境之中：一边是现代极权主义带来的战争的废墟和“无人看守的家园”（HausohneHüter，1954），另一面则是以“罗拔·费梅尔博士的建筑计算师事务所”为代表的“毫无人情味的”、“看不见真实建筑材料和建筑师”（《九点半的弹子戏》，1959）的战后重建狂潮；一边是可见的残垣断壁的废墟，一边是深深隐藏在数字化效率社会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废墟。似乎自从罗拔的祖父建筑的修道院遭到命定的毁坏之后，费梅尔建筑师家族，或者本质上作为家园建筑者的人类，就再也无力在一种本原

3、奠基的意义上重建家园及其伦理世界（dieWeltderêthos）了。我们认为，只有从这样一种人类居住与建筑家园的原初经验及其现代处境的视角出发进行考察，以伯尔为代表的所谓“废墟文学”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所谓“废墟文学”绝非像通常的见解那样以为仅仅意味着“战争废墟”或“战后废墟”的文学，而是首先意味着人类在现代性处境中所遭遇的本质处境，废墟，的文学。废墟的存在历史[1]绝非仅仅起自希特勒发动的战火，而是早已起自更加遥远而隐蔽的历史角落；它也决不是在伯尔所眼见的战后德国迅速崛起的所谓“经济重建奇迹”中所能结束，而是有可能以至今难以预料的方式和在至今难

4、以估量的深度和广度上持续下去。“明天将在耶路撒冷开庭审判一个人，”1961年，伯尔在纳粹党卫军头目、集中营的技术官僚阿道夫·艾希曼受审前夕以这样一种惹人恼怒的平静口吻说道：“这些应由阿道夫·艾希曼承担罪责的死者确实曾经和汉堡及其近邻的居民一样都是需要衣食住行的寻常百姓。他们都曾上学、存钱、打、乘电车、看电影、亡命天涯、祈祷上帝、闲得无聊、盼望下班……也都每天早晨看天气、吃早餐、然后情愿不情愿地去上班……”然而，更可怕的是——伯尔并不用“可怕”这个词，而是继续以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般平静的口吻说道（通过这种口吻，伯尔才真正表达了现代性中真正“可怕”的东西）

5、——“他（艾希曼）不是杀人犯，因为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有杀人动机……他不是案犯，却犯下了一桩策划并实施大屠杀的罪案。”与那些被杀害的几百万犹太人一样，这个人——是的，这个人，伯尔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将审判一个人”而不是耶路撒冷的检察官公诉人所宣称的“恶魔”——恰如那些被害的广大老百姓一样，“原属平庸之辈……他本可以默默无闻地做个保险公司的职员，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业务，或是到一家小报担任地方新闻编辑，报道点事故或火灾什么的消息，要不就当个洗染店的经理，客客气气地把洗干净的裤子送到顾客手里。”[3]人们只是在做，高效率地做，到处忙碌，“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芝加哥的

6、肉牛屠宰厂”（海德格尔），但不知道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事件（Ereignis）。这种一无所知的状况在“废墟文学”和“伤痕文学”的批评者那里甚至表现为一种乐观向上的性格和要求，而在它们的读者那里则又在另一个极端表现为对感伤、绝望和沉痛的趣味性缅怀。在后者中，“废墟文学”和“伤痕文学”无意中培养了对“废墟”和“伤痕”的欣赏甚至迷恋。无论在批评者当中发生的道德责难还是在部分读者中发生的趣味沉溺，都远远离开了“废墟文学”和“伤痕文学”的真实意义，而自身便成了持续弥漫的现代性“废墟”和“伤痕”的一部分。这种“激动人心的伟大的东西”无论在“第三帝国”还是在“文革”中都

7、被称为“政治”。但这是什么政治呢？是真正意义上的如其所是的政治吗？政治无疑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应是无度的激情；政治不是纯粹理性的计算，但也不应是盲目的狂热。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的结语的结尾，阿伦特曾按她的意思拟作了一段需要“勇气”（而她认为耶路撒冷的法官并不具备这样的勇气：古典理性的勇气和古典政治的勇气）才敢向一个并非恶魔的平庸的“恶人”宣告的话。这段话敢于承认被告是“没有杀人企图的”，他的全部杀人活动也是平淡乏味的服从命令而已。但是，在这段话的最后，阿伦特说道：“假定作为大屠杀的组织的顺从的工具，这成了你倒霉的原因，即使在这种场合，与你制定实施

8、大屠杀政策、积极支持这政策的事实也没有什么两样。这么说，是因为所谓政治不是儿戏场所。在政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