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研究方法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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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还有些印象之外，并不觉得有什么出众之处，现在甚至连内容都不记得了；另一本就是《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我一字一句从头读到尾，几乎惊为天书。毫无疑问，从1947年至今的六十年里，中国的法律学者再没有写出过一部可以与此书比肩的法律社会学著作，甚至都很少有人试图以同样平实、缜密的笔法写作，大量的学术研究要么是上纲上线的政治教条，要么是花里胡哨的舶来赝品，仅有的几本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法学作品也大都长于理论探讨，而短于经验分析。可以说，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水准，在过去的六十年间其实是倒退了。这当然与20世纪后半期的剧烈社会变革不无关系，但仅从学术本身而言，这本在中西学界都享有盛誉的

3、《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今天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法学的演进也还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瞿同祖所分析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法律秩序的具体形态已经几乎荡然无存。因此，在这篇小文里，我并非要对这本经典著作所论及的具体内容妄加评论，而是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该书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以供当代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者借鉴。　　每个认真读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人，恐怕都会为在运用中国古代史料上的游刃有余而赞叹。这当然与瞿同祖先生早年的良好国学教育直接相关，而往往被忽视的则是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所受的社会学训练。与费孝通先生一样，瞿同祖在燕京大学也师从当时的著名社会学家吴

4、文藻先生，并上过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帕克(RobertE.Park，费孝通译作“派克”)1932年来华开设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课程。与今天许多食洋不化的学者不同，系统的西方社会学训练带给瞿同祖的并不是满纸艰深拗口的新名词，而是一种分析社会现象的视角和方法。在这本书中，既没有生硬的洋概念，也没有成篇的英文仅从学术本身而言，这本在中西学界都享有盛誉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今天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也还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前日惊闻瞿同祖先生逝世，心情沉痛之余，从书架上拾起那本尘封已久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看到序言里本书原版于1947年，是根据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

5、的讲稿改写而成，不禁又一次感叹，在那个举国动荡的年代，竟能有人安心写出一部如此厚重的经典著作，实在是让今天致力于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后辈汗颜。　　瞿同祖先生的书我读过两本，一本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坦率地讲，读完后除了对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细致入微还有些印象之外，并不觉得有什么出众之处，现在甚至连内容都不记得了；另一本就是《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我一字一句从头读到尾，几乎惊为天书。毫无疑问，从1947年至今的六十年里，中国的法律学者再没有写出过一部可以与此书比肩的法律社会学著作，甚至都很少有人试图以同样平实、缜密的笔法写作，大量的学术研究要么是上纲上线的

6、政治教条，要么是花里胡哨的舶来赝品，仅有的几本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法学作品也大都长于理论探讨，而短于经验分析。可以说，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水准，在过去的六十年间其实是倒退了。这当然与20世纪后半期的剧烈社会变革不无关系，但仅从学术本身而言，这本在中西学界都享有盛誉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今天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法学的演进也还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瞿同祖所分析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法律秩序的具体形态已经几乎荡然无存。因此，在这篇小文里，我并非要对这本经典著作所论及的具体内容妄加评论，而是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该书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以供当代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

7、究者借鉴。　　每个认真读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人，恐怕都会为在运用中国古代史料上的游刃有余而赞叹。这当然与瞿同祖先生早年的良好国学教育直接相关，而往往被忽视的则是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所受的社会学训练。与费孝通先生一样，瞿同祖在燕京大学也师从当时的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并上过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帕克(RobertE.Park，费孝通译作“派克”)1932年来华开设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课程。与今天许多食洋不化的学者不同，系统的西方社会学训练带给瞿同祖的并不是满纸艰深拗口的新名词，而是一种分析社会现象的视角和方法。在这本书中，既没有生硬的洋概念，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