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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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学与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重建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曾以礼仪之邦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景仰。踏入近代，中国遭遇外侮、战乱，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曾产生严重的怀疑。“文革”十年，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剧烈冲击，社会伦理道德被极度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却面临严重滑坡的危机。在人们探讨各种解决方案的时候，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重建，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从自卑、自大到文化自觉一百多年来，中国历经外患、内忧及复兴的过程，国人在对待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

2、化时，常常陷于自卑或自大的两极状态之中。当我们遭遇挫折之时，对中华传统文化横加质疑；当我们小有成就时，却又沾沾自喜，自以为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可以独善其身，还可以兼济他人。1992年6~7月之际，由中华孔子学会、四川省孔子研究学会、德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的“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德阳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的中外学者共二百余人出席研讨会，分别就“儒学与建设精神文明的关系”、“儒学与东亚经济发展”、“儒学的现代意义及其展望”、“儒学的教育、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4个主题进行研讨和交流

3、。在这次会议上，一些与会者（主要是年长者）提出“儒学有利于经济发展”、“儒学可拯救西方社会病”等十分乐观的看法。当时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压抑高通胀的调整时期，人民币贬值，人们收入不高，出国发展成为国人向往的人生之路，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环境中处于相当低迷的状态。笔者曾在会议讨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中国台湾、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华人社会的发展取得多大的成就，只有当儒学的发源地和最大载体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取得成功之时，儒学才有可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所认同、欣赏和仿效。古代日本及东亚各国学习和吸纳中华文化，并非中国强力推行所致

4、，而是各国的自觉行为。”在1998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中华文化与二H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倡议，并用“美美四句”对中华传统智慧的“和而不同”文化观加以概括和诠释，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认同。同时，不少参会者提出“中华文化救世论”的观点。时隔4年“二H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于2002年12月再度在香港举行，这次论坛的主题为：“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4年前费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成为这次会议研讨的主题，显示出中国学者日趋成熟的文化反省精神。会上“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为许多海内外华人学

5、者所阐释。笔者曾以出席这两次会议的中国学者（包括海外华人学者）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剖析中国学者面对中国再度崛起、全球化浪潮席卷整个世界的大环境，如何反省中华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给21世纪的中华文化定位。笔者的观点是：延续数千年不断的中华传统文化自然有其生命力和魅力。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所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尤其是文化建设相对于经济发展滞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谈中华传统文化对解决西方社会乃至全球所面临的问题，自然难以令人信

6、服和接受，也很容易被视为中国人自大的表现。当中国社会的环境问题还相当突出的时候，怎么可能说服别国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因此，讨论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用内容用于解决中国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并加以落实，显然较谈论中华文化解决西方及全球社会问题更为现实。二、学者的“文化自觉”对当政者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不能仅仅局限在学者的倡议和研讨之中，更重要的是如何变为大多数人的意识。尤其是当较多的当政者接受了学者们有价值的观点，具有“文化自觉”的意识时，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200

7、3年12月10日和2006年4月21日，温家宝、胡锦涛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发表演讲，大量引用了儒家等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以阐释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理念，这是前所未有的。温家宝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

8、与调节作用。”“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