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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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大致说来，法国二十世纪哲学有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布伦茨威格（l.brunschvicg,1869-1944）的新观念论和柏格森（h.bergson,1859-1941）的生命哲学相互竞争的时代（自二十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第二阶段是以萨特（j-p.sartre,1905-1980）和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1908-1961）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3h时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六十年代初）；第三阶段是以列维-斯特劳斯（c.le

2、vi-strauss,1908-）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以福柯（m.foucault,1925-1984）、德里达（j.derrida,1930-1994）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起支配作用的3m时代（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第四阶段是由后结构主义的延续（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主义的兴盛（利奥塔[j-f.lyotard,1924～1998]、布尔迪厄[p.bourdieu,1930-1922]等）与现象学的复兴（列维纳斯[e.levinas,1906-1995]、利科[p.ricouer,1913-]、亨

3、利[m.henry,1922-2002]、马里翁[j-l.marion,1946—]等）共同构成的多元共生的综合时代（自六十年代初以来）。应该注意的是，前后阶段的进展并不以“飞跃”的方式出现，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象学运动其实贯穿了全部四个阶段，但它在各个阶段的地位和表现具有很大的不同。一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是自二十年代初起，学术界开始了引进德国现象学的努力。.133229.施皮格伯格告诉我们，当现象学在法国舞台上出现的时候，柏格森森主义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哲学，而布伦茨威格则代表着

4、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对立面。[1]梅洛-庞蒂也谈到，在萨特和他本人完成哲学学业（一个是1928年，一个是1930年）前后,法国哲学思想只有两种主导性的势力，即布伦茨威格和柏格森两股势力。但他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是布伦茨威格的思想”，而不是柏格森的思想。原因在于，布伦茨威格的哲学尽管“相当浅薄”，但他因为掌握了大学哲学教育及教师资格考试的权力而享有“权威”地位，而柏格森因为没有在大学占据一席之地，故影响有限，或者影响还不十分明显。梅洛-庞蒂同时认为，柏格森更为重要，因为他为后来的人指明了一条与笛卡尔主义和康

5、德主义通过布伦茨威格导致的观念论相反的方向。[2]阿隆（r.aron,1905-1983）则提到，当时可供选择的权威只有三人，即柏格森、阿兰(é.c.alain,1868-1951)和布伦茨威格。他同样承认了布伦茨威格的主导地位，与梅洛-庞蒂不同的是，他“从正面意义”上认为布氏在索邦是“权威的权威”，并表示，“他的著作使我们不能不有所尊重”，“它包纳了科学文化和哲学文化”。[3]暂且把谁是“权威”放在一边，问题在于，布伦茨威格和柏格森都认可了对现象学的引进。就柏格森主义而言，无论是胡塞尔本人还是法国现象学

6、的早期代言人都看到了柏格森思想与胡塞尔(e.husserl,1859-1938)思想的某种相似，许多人甚至过分强调了这种相似，其结果是，德国现象学“很容易被放宽的柏格森主义通过”；就布伦茨威格的新观念论而言，胡塞尔把自己的现象学差不多称之为“新笛卡尔主义”，而且强调严格科学的哲学理想，这些无疑都投合布伦茨威格[4]——因为他的基本思想是笛卡尔主义和康德主义混合而成的。根据施皮格伯格的看法，在引进德国现象学方面，最初的工作是由一些“外来者”进行的：一种情形是在德国传统中培养起来的阿尔萨斯人，比如胡塞尔的学生

7、、神学家海陵（j.hering）和齐美尔的学生豪特尔（c.hauter）;第二种情形是一些曾在德国学习过、后来到法国的俄国或波兰学者，主要有科瓦雷（a.koyré，1892-1964）、g.古尔维茨（g.gurvitch，1894-1965)、闵科夫斯基(e.minko.scheler,1874-1928）的朋友、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的敬慕者格罗修桑（b.grothuysen）和舍勒的学生兰兹贝格（p-l.landsberg）。[5]在发表于1930年的博士论文中，列维纳

8、斯总结了在此之前现象学在法国的研究和传播情况，他表示：“除海陵的著名工作外，在法国几乎没有对胡塞尔进行过研究，做文献史的清理工作因此是非常容易的。”[6]除谈到海陵于1925年出版的《现象学与宗教哲学》一书外，他还谈到了德尔波（v.delbos）的《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及其纯粹逻辑观念》（1911）一文对《逻辑研究》第一卷的评介；舍斯托夫在《什么是真理》（1927）一文中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理性主义的批判；古尔维茨发表在《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