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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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本文在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和“五四”时期作家文化心理等内容的感召下，深入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主要以郁迭夫小说《沉沦》中的“我”和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为例进行论述。　　关键字：多余人；“我”；魏连殳　　　　有一种人被称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那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思想比较先进，超出一般人，而行动又迟于他的思想，与一般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往往是对当时的社会充满着梦想，但是当梦醒了又无路可走。也就是他们的行为与思想往往是相背离，不能达到统一。然而

2、，文学作品中有一类人物也可以被称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因为他们往往是有思想但缺乏行为，或者是采取消极行为的人，具有适得其反的效果。这里的思想是一种积极的、先进的，看到社会现实的进步思想。消极行为是相对于积极行为而言的。积极行动是指一切积极、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行动；消极行动是指消极、有害于自己和他人，对他人或自己造成危害的行动。这里说的“行动上的矮子”中的“行动”就是一种消极的，对他人和自己不利的行为。这种人习惯被称为“多余人”。　　“多余人”产生于19世纪初期的俄国，它的产生与当时俄国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在19世纪初期，欧洲资本

3、主义的蓬勃发展和1812年击败拿破仑入侵后，一部分有觉悟，有理想，盼望改良的进步知识分子决心推翻沙皇的统治，但他们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了。于是这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把其希望寄托于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中，因此大量的“多余人”形象应运而生。这些“多余人”大部分有着共同的特征：首先他们是多余的、孤独的。有着崇高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实际行动。因此，从思想上看，他们思想进步，看见了历史潮流的趋势和贵族阶级的腐朽，开始厌恶贵族生活，这种厌恶其实是一种思想上的反叛；从行为上看，他们又缺乏同贵族作斗争的坚定毅力和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往往缺乏一种积极地行动

4、。由此可见，他们就成了整个社会中一种上不靠天，下不接地的人，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们沦为所谓的“多余人”。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最早出现于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有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等。同时波及世界各地，也影响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们。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与19世纪的俄国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家暗无天日，民族日趋衰亡，人民生活极其痛苦，人们渴望变革，希望打破这种悲苦的现状。于是大量“五四”作家在西

5、方个性主义思潮影响下，发现了自我个体的价值，认同了自我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因而真正开始了作为现代的独立个体必备的“自我”主体人格的设想和构建。他们不约而同的意识到中国的封建制度对人性严重束缚的各种弊端，并开始反省自己在内的中国人的人格现状。他们对自我弱小无助、孤独的揭示是为了争取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五四”作家的创作，大部分展现了觉醒者对旧秩序的反叛，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但这些反叛和追求也显示出强度、毅力和决心的不足，那种“意志顽狠，善斗不屈”的猛兽精神是很少展露出来的，也反映出他们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迷茫。因此，“多余人”形象在20世纪二三十年

6、代中国的小说中踊跃出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多余人”形象包括：郁达夫《沉沦》中的“我”，鲁迅《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巴金《家》中的“觉新”，柔石《二月》中的“肖涧秋”，叶圣陶《倪焕之》中的“倪焕之”，曹禺《雷雨》中的“周萍”等。他们大部分都看到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迫害，都想改变这种社会面貌，但最终他们表现出的是自我哀怜，自我毁灭，自我在肯定与否定、失落与寻找的漩涡中沉浮。他们有的“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视的贤人，有的“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眼泪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

7、和悲哀。从这里表现出他们孤独、忧郁、自卑、敏感，对现实强烈不满，但又没有实际行动，无法去改变现实的矛盾冲突，他们迷失了思想和行为应有的方向，同时也失去了对自我应有的把握，因此沦为“多余人”。他们当中有的是生来多余，比如周萍是一个私生儿，生来就在没有母爱，只有父严的家庭中成为生来多余的“多余人”。有的是情感多余，比如《沉沦》中的“我”在情感中的困境，找不到自己向往的爱情，成为情感多余的“多余人”。还有的是生活多余，比如魏连殳生活极端贫困、苦闷，没有人帮助他，身边也没有朋友，使他成为生活多余的“多余人”。本文着重分析情感多余的“我”和生活多余的

8、魏连殳。　　《沉沦》中的“我”是一个较早接受了西方进步的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一颗救国的雄心，梦想将自己的才华与知识奉献给贫穷而落后的祖国。当有人问他“你府上是什么地方”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