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子化胡”到“西学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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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老子化胡”到“西学中源”1．引言一般认为，“西学中源”说萌发于明末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首先是少数怀念故明的汉族知识分子藉此申扬民族大义，复被满清统治者利用作为维护其王道正统的思想武器，其间耶稣会士调和儒耶的传教策略对此说的高涨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１]。然而如果把历史的触角伸得更远一些，我们就会发现：几乎在每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伊始，将其贴上“中国造”的标签就成了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的一种道义上的承负；而在传播者一方，从中国古代经典中为自己学说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寻找依据，也成了其乐此不疲的任务。本来笔者拟定的题目叫做《外来宗教的本土化和早期的“西学

2、中源”说》，然而在写作中逐渐领悟到，无论是“外来宗教的本土化”，还是“早期的‘西学中源’说”，都是笔者的学力和目下之精力所不逮的大题目，但是将它们合并在一起倒不一定要作一个算术加法。实际上，以下的讨论将沿着外来文化在中国“汉化”、“儒化”而求生存和发展这条线索，对早期流传的各类“源于中土”的故事进行梳理，从而揭橥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大昌的部分原因和中国知识界对此加以认同的思想和心理基础。本文许多地方所论之“西学”，是广义的外方知识或信仰系统，而非特指明清时代由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西方知识。这样一条研究进路，其实早已有人涉足，全汉昇就看出“老子化胡

3、”说和“西学中源”说在中国思想文化的背景上是一致的，他在《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一文中指出：“此传说的意义在消灭反对佛教者的论据——攘夷说，以利佛教的发展。因我国自战国时起，孟子已提倡用夏变夷，而反对变于夷。此种态度给予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以莫大的阻碍，因为佛教既是属于夷的外国货，当然为中国人所排斥了。可是，事实上外来的佛教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就不能不归功于老子化胡说了。老子化胡说告诉我们：‘佛教虽然是外来的，但我们信仰它并不能算是耻辱。因为佛是我们的老子教化出来的，实是老子的弟子。所以我们信仰佛教，绝对不是表示我们次于夷狄，恰正是表示中国第一。’”[２]不过全汉

4、昇的文章是在60多年前发表的，而且其主要关注的时代是晚清，旁及一点清初和清中期的材料，以上文字在他的文章中没有进一步引申，因此近期的研究者较少提到他的这一见解[３]。本文的研究将超越以往将“西学中源”说囿定在明清时代考察的传统，尝试在异质文明接触和交融的宏大背景中审视这一题目，而外来的宗教正是这种异质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外来宗教中，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是佛教，故本文先讨论佛教传入后的情况，次论影响相对小的一些宗教，再及伊斯兰教，最后由基督教而回到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说这个学者们已作了很多研究的专题来。2.佛教传入后的情况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5、一开始只被当作一种道术，时人将“浮屠”与“黄老”相提并论。公元166年襄楷上疏汉桓帝刘志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４]。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涉及“老子化胡”的文字，一般学者认为是从《史记·老子传》中的一段故事演绎而来[５]。“或言”应是一种传说，这里提到“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后来演化成各种版本的“老子化胡”说。这一说法的作用，诚如著名佛学和佛教史专家汤用彤指出的那样：“夫异族之神不宜为诸华所信奉，则老子化胡之说，在后世虽为佛家所痛恨，而在汉代想实为一般人所

6、以兼奉佛老之关键。观乎现在所保存甚少之汉魏佛教史料，而化胡之说竟一见于朝廷奏疏（《后汉书·襄楷传》），再见于史家著作（《三国志》引鱼豢《魏略》），则其说大有助于最初佛教之流行可以想见也。”[６]“老子化胡”说的另一个早期版本见于三国时魏郎中鱼豢《魏略·西戎传》，原书今已不存，《三国志》裴松之注有引：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肋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狩元年

7、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闻、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７]。关于“老子化胡”说，许理和（ErichZurcher）在其《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有大量的论述，特别是专以一章介绍围绕此题展开的佛道斗争[８]。他指出，“化胡说起初并非被用来作为一种排佛的策略。至少有一例（襄楷奏书）能明确说明这个故事并未被用来显示佛教的卑劣和荒谬，而是把它与中国古代圣人的名字相联系，借此强调佛法清净而又慈悲为怀的特点。……然而，在约

8、公元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