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宗教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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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方宗教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殖民时代的思辩方式，曾经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以西方文明为基准，判定哪个民族是文明的，哪个民族是野蛮的，成为一个了族征服另一个民族的理由。所谓“文明”的西方殖民者，曾经令人发指地摧残过具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东方文化，在他们所谓“野蛮”的东方民族面前，暴露出他们自己才真是野蛮。他们曾经企图以坚船利炮为后盾，把自己的文明属性特征——基督教加强给全部东方民族。历史证明，这种虚妄的企图最终也未能彻底实现。尽管以西方文明替代东方文明并未能实现，但是，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优势地位仍是明显的。当然，这种优势已经不完全属于基督教，而是属于连基督教也要

2、背离的所谓“现代文明”。我在这里所说的“现代文明”，特指不仅背离传统，甚至背离人性，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这种“文明”以现代媒体为依托，正挟持着无数年轻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扑向21世纪。这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20世纪是“除魅”（解咒）的时代。知识分子以人类的启蒙导师自居，把既往的神圣打翻在地。他们希望籍此而唤醒人类，让人权胜过神权，从而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更公正的更平等的社会。于是，一个缺乏神圣感的时代终于降临了。佛教认为“人人皆有佛性”、“草木皆可成佛”，儒教认为“人皆可为舜尧”、“满衔都是圣人”，然而，“神道设教”被斥为愚

3、民政策，成佛成神成圣，受到奚落嘲讽鄙视。在以佛神圣为一端，以痞子无赖为另一端的精神架构中，处于中间地带的平民百姓青年后生，无可挽回地向后者的另一端滑下去。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成为一种不绝于耳的哀叹。应该说，任何一种正当的信仰，都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土壤植被。邪门歪道，只是植被中有限的毒草而已。刈除毒草，不能把植被都刈掉，而失去正当的信仰，更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假、丑、恶席卷大地，恰恰因为正当信仰的植被遭到了破坏。21世纪初，应该是知识分子对20世纪深刻反省的时期。人类社会出现颠倒荒谬，人们往往怪罪政治家。其实，始作俑者，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教育家。20世纪

4、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论有密切关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的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模式，也带来了后遗症。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不能回顾到二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元创时代。在东方，佛陀、孔子、老子，他们为人类的真心、良知和至善举起了智慧的火炬，照亮了东方社会几千年的历程。打倒他们，就是打倒真心、良知和至善，人心何以不乱，世道何以不浊！对于他们，不是“除魅”，而应是“复魅”。因此，重新修葺人类的精神家园，就一定要找回儒释道的文化精神。在不仅对中、韩、日三国是极其重要，对全人类也同样重要。在中、韩、日三国，儒释道三教

5、曾经是共同的精神财富。直到现在，无论韩国还是日本，儒佛两家依然根基深厚。同心相戚，同声相和，中、韩、日之所以能维系数以千年的交流，就在于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话语材料。从全世界历史的总体范围来看，不同的宗教在同一国度、同一地区中能够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吸收融合，只有在汉文化圈中才有可能。这恐怕涉及到东西方对“宗教”功能的认识就有差异。“宗教”，是现代语汇概念源于日语shukyo，是对英语religion的意译。Religion，强调信仰，以自身信仰为主体，排斥任何客体，信仰对象不变化时，信仰者就只能追随不变。因此，religion必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是，在古汉

6、语中，宗、教，并不合用。儒释道三教的“教”，是“神道设教”的“教”，是“教化”的“教”。换言之，在中国古代，开宗立教，是为了辅助王道，教化百姓，启发智慧，解除烦恼，安祥人心，稳定社会，总之，不是以“教”为主体，而是以社会为主体，为社会服务。因此，“以天地立心，为往圣立命，为万事开太平”成为儒教的神圣使命，“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成为最高统治者对三教功能的基本认识。“三教合一”之所以能够提出、能够实现，就在于这个“一”是超载于“教”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三教同戚，经过一个时期的论争磨合，终于达到“不同而和”的境界。东方宗教文化对未来世界文明的贡献，从

7、本质上讲，仍然应该是提供以教化为已任从而承担社会责任的模式。对于突出自身主体性因而产生排他性的宗教来说，东方宗教文化将成为借鉴的典范。当然，由于东西方文明仍处于交错撞击的历史时期，目前，东北亚三国的传统宗教文化都有面对新世纪的新问题：一、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现代条件下，重新建立年轻一代对正当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佛神圣的正确理解和正常仰慕。对青少年的引导，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教育者道德要受到教育。知识界对宗教文化的再认识和新阐释，要形成一种思潮、两个导向。一种思潮，即对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复魅、复归、复兴，加以不懈的鼓吹，树立社会的正气和荣尚。两个导向，即引导政

8、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以国力推动；即引导教育界接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