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纂修与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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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史》纂修与中华传统文化清史编纂作为新世纪的一项巨大学术文化工程，在以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为编委会主任的主持下，已于2003年正式启动。这件事为海内外所瞩目，笔者在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参与部分具体工作，工作中也曾常常思考编纂清史的重大意义，清史应如何编纂，以及它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特别是《清史》纂修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谈点浅见。一新修《清史》是中国历代修史传统的继续如所周知，在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始终绵延不断，其结晶就是人所共知的二十四史。史书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有数千年的修史传统。作为中国

2、传统文化主要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在春秋时期一个“礼崩乐坏”的背景下，深感“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由此，孔子不仅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开创了纂修史书的先河。孔子之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无论是鼎盛之世，还是衰弱年代，亦或易代之际，国家（或私人）修史连绵不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一般说来，鼎盛之世和易代之世修史主要是封建朝廷主持的，私人修史则起辅助作用；衰弱之世修史大多为私人修史。但不管以哪种形式修史，第一，都表明史籍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

3、封建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有序”的“顺礼”等级秩序，就是在思想上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第二，都表明史籍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明传统，在任何时期（包括分裂割据时期），都是连接人们思想的纽带。例如，“大一统”的思想，在封建统治阶级和一般社会下层群众都深深地扎了根，成为他们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盛世修史和易代修史，其旨大抵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通过修史来表明本朝的正统地位。西汉史学家班彪、班超父子在修史中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汉绍尧运，以建帝业”[2]。元修《宋史》、明修《元史》

4、、清修《明史》都有这种情况。第二，宣扬帝王的圣功明德。这在清朝表现得最为突出，不要说《清史稿》、历朝实录，就连种类繁多的方略、纪略、会典、“三通”和“续三通”，无一不是歌颂清代帝王的圣功明德。第三，总结前朝或历代封建统治的历史经验，为本朝统治者巩固封建统治而出谋划策。这在人们所熟知的《贞观政要》和许多史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乱世修史更多地表现为史家具有忧患意识，积极探求历史治乱兴衰之道的色彩。例如，人们所熟知的生活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大史学家黄宗羲发出的“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就是明证。自清朝灭亡至今，已近百年，但一直没有一部科学的、被列为正史的《清史》（

5、《清史稿》虽被列为“二十六史”，但一直未被列为正史），全面系统反映有清一代的历史及其发展轨迹。为此，海峡两岸有关方面，一直很关注新型清史的纂修。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给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东北一个小民族，怎么就把中国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二百多年，其中道理何在？他说他很想研究清史，可是现在没有时间。[4]那时，相当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和一些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清朝是怎么建立的，为什么会灭亡；清朝统治中国几百年，统治这么大面积、这么多民族，它是怎么兴起的，其灭亡的经验教训是什么。1949年后，董必武建议编写《清史》。1959年，周恩来委

6、托吴晗考虑编纂清史的规划。从此，直至1966年，编纂清史始终是吴晗心中首要思考的问题。首先，他大力赞成和支持国家编纂清史。吴晗说：“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我们伟大的祖国也同样有许多自己的特征。特征之一是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私人和国家编修的国家历史，一直沿续下来，从来没有中断过。”“总结前朝的经验，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或刊印前朝的断代史。这个好办法……一直被保存下来，是我们国家的好传统，也是历史特征之一。”吴晗对编写清史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5]第二，吴晗还有一个较宏大的设想，拟设立清史馆，先从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规模征集整理

7、清史史料开始。第三，他在学界积极争取专家学者的支持。他先后与著名明清史专家郑天挺、著名近代史专家戴逸等人多次谈过设想并征求意见。郑天挺先生就清史编纂的体裁、篇目的具体安排和编纂要求都向吴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天挺提出，编纂清史要：“（1）摆事实，讲道理。（2）从政治、经济的总和，阐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指出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3）宣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国内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一律平等待遇。尊重邻近国家的自尊心。”[6]1965年秋，周恩来和有关部门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委员由七人组成：郭影秋（时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