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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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在我国古代史书中，以“选举”立目，对官员的培养、选任和考核黜陟制度进行专门记述的，始于唐代杜佑《通典》；该书二百卷，共设九门，分别记述自上古至唐代中叶的典章制度；而《选举》门六卷，名列第二，排序在《食货》门之后；体现了作者对选举制度的高度重视。纪传体正史中设《选举志》，则始于北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之后，《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皆有《选举志》。其中，《明史·选举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分别完成于万斯同一稿、王鸿绪二稿和

2、张廷玉定稿，兹就各自特点及其地位简述如下。一清开史局修《明史》，虽始于顺治二年，但进入实质性修撰阶段，实始于康熙十八年。自此，由徐元文总裁，众史臣分工撰写，万斯同负责审定；“历十二年，而史稿粗就，凡四百一十六卷”[1](p287)。其中，《选举志》八卷，分别为：科目分上、下二卷，其中，上卷记乡试；下卷记会试、殿试，附载武科举。学校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记贡途，即国子监生之来源，包括岁贡、选贡、恩贡和纳贡；中卷记国子监；下卷记府、州、县、都司、卫、所儒学，附载宗学、社学和武学。荐举一卷，附载保举。铨选

3、分上、下二卷，上卷记文官选任和考核制度；下卷记武官袭替、升授和选任之制，附载文官任子和宗室中举任职之制。全《志》共计四万一千余字，是为《明史·选举志》的第一稿；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其一，开创了《明史·选举志》的基本规模，表现有二：一是初步确定了该《志》的内容框架；二是收载了有关明代选举制度各方面的基本史料，具有奠基之功。其二，所收史料，主要取材于《明实录》、《明会典》等在当时看来已是第一手的明史文献，另有黄佐《南雍志》、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王圻《续文献通考》、张朝瑞《皇明贡举考》等多种重要明

4、史文献。史料来源可靠而广泛，为保证该《志》的撰写质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三，总体上仍属草创之作．主要表现有三：一是结构设计尚不够合理，最明显的，是学校部分把“贡途”从府、州、县儒学和国子监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卷记述。而事实上，“贡途”既是府、州、县儒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子监生来源的主体；包括岁贡、选贡等在内的“贡途”状况，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后二者的办学状况；故分开记述不利于充分表现这种内在的有机联系。其它部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情况。二是各卷质量参差不齐。八卷中，荐举一卷和铨选两卷

5、较为成熟，不仅对相关制度做了初步的分类记述，而且对制度和史事的演变特点及原因也有所分析，如荐举卷指出洪武荐举与此后荐举之差异：“大抵明初重荐举人才，而自洪武以降，尤重举官之法。”铨选上卷指出政治败坏对人才的影响：“盖明之人材，一坏于毅宗之荡佚，再坏于神宗之废弛，迨门户起，其害相纠结者三十余年，至于国家丧亡而后止，皆万历间所酿成也。”都能给人一种有益的启示。但在内容归类上仍存在明显不妥之处，如“庶吉士”并非官职，却载于文官铨选卷；文官任子和宗室中举任职，皆非武职任职，却附载于武职铨选卷。而科目两卷和学校三卷

6、，还基本处于按年代顺序编排胪列相关史料的阶段，对所载内容基本未予归类、分析和提炼，带有明显的史料长编性质。三是多有漏载、误载和记述不准确之处。故整体说来，万《志》仍属草创之作。二万氏《明史》成稿后，王鸿绪等人在此基础上，又经多年修改、润色和加工，于雍正元年，最终由王氏勒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并以“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明史总裁户部尚书加七级臣王鸿绪”的个人名义进呈于清世宗。[1](p288)其中，《选举志》三卷，即科目一卷，学校一卷，荐举、铨选合为一卷，字数约为二万二千左右，是为《选举志》的第二稿。此稿在《明

7、史·选举志》成稿过程中起着转折性的关键作用，此后的定稿几乎完全承袭该稿而来。过去，人们往往忽视了该稿的地位，甚至有不少学者对王氏大张挞伐，指责其“攘窃”和对万氏《明史》妄加删削篡改。其实，从总体上看，王《志》与万《志》相比，不仅不是妄加删篡，而且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结构精练而近于完善。适应全书减少卷帙的需要，王氏对《志》文的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即在基本遵从万《志》大框架的前提下，把科目上、下两卷合为一卷，学校上、中、下三卷合为一卷，荐举一卷和铨选上、下两卷合为一卷，尽管这种

8、合并仍有不尽合理之处，如荐举作为官员来源途径之一，似应与科举、学校等人仕途径并列，而不宜与专述官员选任及其考核黜陟制度的铨选合为一卷。但总体来说，上述调整还是合理的，从而使其结构精练而近于完善。如科举制的各级考试乃一有机整体，尤其是乡试、会试，在考试规定上许多内容完全相同，故合为一卷记述，更便于表现科举制度内在的有机联系；中央国子监和地方府、州、县儒学，在明代已形成联系空前紧密的官办教育体系，故合为一卷记述，也更便于表现明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