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福利战略性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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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福利战略性发展的思考［摘要］当前中国社会福利的普惠程度十分有限、社会政策功能十分微弱。发展中国社会福利，应当走深化改革道路，在现行社会保障“三足鼎立”的体系格局中，综合考虑需求和条件，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快建立一个中等范围的政府主导合作范式、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关键词］社会福利；适度普惠在我国当前阶段，社会福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子系统，专指由民政部门主管的，为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和孤残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而提供的供养、医疗、康复、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服务。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有计划经济体

2、制之下的福利格局逐步走向瓦解，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福利体制机制，民政部门适时提出了一条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社会福利发展道路，逐步确立了政府支持引导、社会积极参与、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行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经过1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坚持了正确方向，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客观分析，当前社会福利的普惠程度还十分有限，以适度普惠取向拓展社会福利的合作机制和政策支撑体系尚不健全，使当前制度的福利程度基本限定于针对特殊福利对象基本生活的救助层次上，具有补缺性、救助性特征，社会福利的政策功能十分微弱。在社会建设提上日程、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3、的背景之下，社会福利作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内容，应当结合时代特征，及时作出应时性回应，研究提出社会福利的战略性发展框架。一、中国社会福利面临的发展形势现代社会福利的演变轨迹表明，在相当程度上，福利制度的发展是对社会形态变迁和社会结构改变积极回应的结果，与一个社会的价值认同、传统习惯、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程度有着紧密的关系，是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渐进式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诸多因素变化所产生的制度需求经由政治程序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从而使原有制度实现新的结构调整或转向新的发展范式。近10多年，随着国际化、城镇化、市场化以及老龄化

4、的深入，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领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无不映射到社会福利领域，成为对再造社会福利持续产生和激活新的制度需求的内在发展动力。第一，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需要。社会福利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发展同样需要社会福利的制度性支持。近5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人均GDP年均递增8%左右，其中，XX年GDP达24661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国民经济有了显著积累。宏观经济总体上的平稳发展，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XX年全国财政收入39000多亿元，XX年突

5、破5万亿元，连续四年平均增长21°%。［1］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我国“十五”以来整体工业化水平持续提高，XX年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50,预计到XX年将达到100,基本实现工业化［2］。中国经济的成长无疑是近30年的改革开放激活整个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表明，当前阶段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经济起飞所必需的主导产业、市场容量及体制环境，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迈入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3］，总体上正处于向转变增长方式寻求发展动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保持经济发展对以社会福利为核心和主体的社会政策将产生较高的依赖程度。之所以这样说，从

6、增长方式看内生增长将是经济起飞阶段乃至更高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这势必引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需求，从而对面向全民的教育福利提出了更高程度的需求；其次，从资源结构看，工业化深入发展是一个资本与劳动相比占据优势的竞争过程，因此，资本和知识的拥有者取得强势地位，从而使得资本缺乏和低技能劳动者相对失去竞争力，与此同时，伴随着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流动将在更大规模上突破行业、地区、所有制的限制，短期性和结构性失业将会取代体制变迁性失业，这势必产生对劳动力尤其是同质化和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扶助的需求。同时由于非正式就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非正式就

7、业、弹性就业人员的福利保障问题同样需要国家采取一定的政策性行动；再次从政府职能看，毫无疑问，中国近10多年经济发展得益于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能量释放，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随着市场结构和体制环境的逐步定势以及“政府__市场”边界的日渐清晰，政府行使经济职能的途径与方式势必发生深刻变化，主导解决工业化社会产生的诸如工伤、疾病、失业、老龄等原因导致的收入损失或生活无着等社会问题将是政府的首要职能。从上述变化看，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客观上需要一种与其相匹配的社会福利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工业化逻辑”产生的新的功能需求对社会福利产生了新

8、的“推力”［4］。事实上，一些福利理论研究者的经验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越高，福利服务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5］此种结论无疑正在中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印证。概括而言，宏观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