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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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能否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有一种“经济文化落后论”，对此持否定态度。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低，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提高选举的民主程度。条件不具备，贸然去搞民主，会把社会搞乱这种“经济文化落后论”被视为中国“国情”，一直为很多人固守。近20年来，我国选举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选举的普遍性、无记名投票原则已实现，选举权的不平等性已大为缩小。只有扩大直接选举的民主脚步迈得十分沉重。“经济文化落后论”今天还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到底能不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民主

2、程度？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宄中心”两年来在全国近20个点（包括经济发达、中等发达、欠发达等多个代表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于去年底公布调查结果。从相关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不少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中国人素质低，搞不了民主？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凭经验观察，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对选民选举意识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受教育程度越高，参加选举的态度越积极，当然，这仅仅是一种选举的意向性态度。另一组问卷调查表明，选民投票的积极性与选民意向性态度是有差距的。实际上，主动参加选举的选民不到50%，主

3、动参加投票的人中，受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人最积极，占％，文盲最不积极，只有％。另一方面，靠领导动员组织去投票的，随受教育程度增高而比例提高：文盲为％，小学、初中为％，高中、中专为％，大专以上占％。但现实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参选态度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关系会发生扭曲，甚至成反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重要、有作用的，选举程序公正民主，可能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他们会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并不是选民选举积极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与公民受教育程度的因素相比，公民的政治因素对选举态度的影响更为深刻。调查表明，政治

4、身份越强，选举的积极性越高，如共产党员比共青团员和普通群众投票积极性要高得多。共青团员对选举表示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普通群众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共产党员只有％。各种调查数字都显示，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选举积极性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的人。但是，参选态度与政治因素也不存在直接联系，政治意识要变成政治行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和可变因素。这些因素如：政治环境影响；对选举程序的公正性评价；对投票行为的期望和与现实差距产生的态度；对被选举对象的信心;选举行为与自身利益的关系等等。这就是说，一个受教育程度高、民主知识多的人在理论上会有更强的民主渴求和更积极的投票行为，但

5、实际中未必会积极投票。调查统计表明，大学生、文化科研人员在许多场合下的选举积极性，比所谓“低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农民要低得多。所以，用公民素质高低来判断公民选举的态度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20世纪90年代，当农民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投票箱，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强有力地书写“民主”的时候，高素质的城市居民却无视于此，在投票箱边呼呼大睡了50年。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只有选举行为与自己的利益相关时，才会积极投票。如果把选举制度建立在公民的教育程度、政治觉悟基础上，你就很难解释在西方一些国家200年前就开始议会直

6、选。难道说200多年前那些流亡、放逐到北美大陆的异教徒、罪犯和流浪者比今天我们经过50年先进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国公民的政治觉悟还要高吗？他们在2⑻多年前直选了国会议员，难道21世纪的中国人民只能选举村长吗？所以，以公民素质高低来解释选举制度的推行是很荒谬的。大学生和农民，谁更积极选举？对大学生和农民这两个群体的选举态度和行为作一比较分析，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选举行为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复杂性。大学生受教育程度较高，政治意识比较强、是最关心政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从理论上说，是选举最积极的参与者，其选举积极性态度肯定是名列前茅。但是调查表明，大学生的选举

7、积极性并不高，常常比农民还低，准确地说学生参与选举是很不稳定的、很矛盾的。他们有时很积极，有时又很消极。大学以上文化的人对当前的选举是比较消极的。在选举态度积极性调查中，有13种社会职业，大学生的态度积极性排名第8位，文化科研人员排名第7位，位于农民和自由职业者之后（分别于第5位和第6位）。在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态度调查上，表示是主动参加投票的大学生只有％，文化科研人员只有％，农民为％，仅次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领导之后。大学生是一群理想主义的选举群体。如果外部政治环境好，他们对选举对象重视、对选举程序感到民主、公正时，他们会积极参与。他们对选举的价

8、值和过程很看重。如果外界环境不好，或对选举的公正性有怀疑和对选举对象的作用失去信心时，大学生的选举态度会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