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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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的关系研宄［摘要］家庭消费会直接影响生育选择，从消费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借鉴Cass-Koopmans模型，构建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的关系模型，利用中国1978—2014年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和验证，结果发现：在消费和资本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提高，而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曲线，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比人均资本更大，意味着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可以抑制消费水平拐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当前生育率。调整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可以通过有计划分步地

2、改革生育保险制度、健全和统一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和保障妇女劳动参与等措施来实现。［关键词］家庭消费；生育选择；生育率;Cass-Koopmans模型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5-0052-06一、问题的提出鼓励人口生育有利于扩大消费，但是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是如何影响人口生育的？经济变量与生育率和死亡率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性，意味着人口自然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无论收入还是消费，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跨代间消费水平的增长依赖于子女抚养成本的变化，这会对人口生育动机和生育率带来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家庭消费将直接影响生育选择

3、。从收入与生育的关系来看，陈卫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分配越平等，一般生育率越低，两者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潘丹和宁满秀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通过负二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对生育意愿的作用，结果显示：当加入收入结构变量后，家庭持久总收入对妇女愿意生育数量的负向影响显著降低，而收入结构则会更加显著地影响生育意愿。胡静利用同样数据研究发现，对于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生理因素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生育多少个孩子的决策，社会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女性在家

4、庭中的相对地位无论城乡均产生显著影响。而女性收入对生育意愿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薛继壳和张建武利用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宄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并且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二者都存在一个同期效应，相互作用。周靖祥以已经生育一胎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依据典型调查获取的微观数据搜寻生育意愿的决定变量，结果显示：按照不同类型进行分组测算的还想再生育一胎的妇女比率都在30%左右，妇女出生年变量能够反映出生育意愿的跨期差异，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极为显著。当控制城乡差异（户口类型变量）、民族虚拟变

5、量和第一胎出生婴儿性别时，结果仍然稳健。用妇女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参与的代理变量，当我们控制了年龄、城乡户口差异等变量后。发现育龄妇女教育回报率稳定在8.0%—9.2%之间。随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消费模式必然发生变化。现代消费模式更加注重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生育行为的转变。针对家庭消费影响生育的现实，蔡东汉利用一个具有内生生育率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家庭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决定家庭人口的生育率。在人均消费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上升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消费上升则会导致生育率上升。田银华和龙朝阳在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OLG模型框架下考察公共养老金税率变动对生育选

6、择等的长期影响。杨轶华和顾洪梅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税率并不能影响生育率，生育率受到老年一代和年轻一代消费效用偏好的影响。王永华和彭伟斌在一个两期代际交叠模型中将生育率内生化，使得家庭通过养育孩子的成本和赡养强度的约束最优化问题来确定养育孩子的最优数量，结果显示：存在赡养的经济中，生育率会上升，而过高的赡养强度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家庭养老会造成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使得人均有效产出和消费都下降，导致生育率上升。基于总产出、消费水平、储蓄水平及储蓄率的综合考量，在短期内放开生育政策前景可能并不优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但从长期看，放开生育政策远好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因此，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

7、关系中，收入与生育率的相关研究比消费与生育率的研究更为深入。但是，家庭消费更加直接影响生育选择，无论在生育的投资品模型还是在需求品模型中，消费都是模型中的核心变量。在当前中国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较低的情况下，从消费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径，综合考虑把孩子看做是能够带来家庭幸福的消费品或“耐用消费品”还是作为补充养老保障的投资品情况，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二、理论模型根据蔡东汉的推理：在指定的生产方式下，家庭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决定出生率，并且唯一决定。在这个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