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寻求自我历史限度的文化批判——从《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到《死火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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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成果的一次批判性反思和开拓。在从“此”到“彼”的道路中，汪晖在鲁迅研究中的思想探索轨迹并不是我的学识所能够把握的，也不是一篇小小的文章可以回答的。我所思索的是，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就我关注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我的问题是:构成这一转变的路径的关节点在什么地方?这种转变又给今后鲁迅研究带来哪些可供开拓的思维空间?本文试图探寻在这七年间，汪晖从“目的”与“方式”间困境的自我反思开始，从对现代中国思想中心概念隐含的历史限度的分析到对鲁迅自我认同以至文化批判的侧重，其鲁迅研究意向的变化伴随着他对中国现代性问题及现代中国认同的思索

3、，所有这些努力都为开拓鲁迅研究以至现代文化批判提供了历史可能性。一、从“方式”到历史限度或许有人无法完全认同其中的观点，但却无法回避《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中汪晖对在他之前中国鲁迅研究做出的反思时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批判者与批判对象之间在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同一性，使丸山升先生看出此论文在反思过程中凸现出的“目的”与“方式”之间的矛盾性。那种斩钉截铁式的与旧的研究方式告别的姿态本身以及创造崭新的研究方式的希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正如加达默尔所说:“精神科学的研究不能认为自己是处于一种与我们作为历史存在对过去所采取的态度的绝对

4、对立之中。在我们经常采取的对过去的态度中，真正的要求无论如何不是使我们远离和摆脱传统。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决不是什么对象化的行为，以致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自我认识里，我们以后的历史判断几乎不被看作为认识，而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最单纯的吸收或融化。”虽然汪晖在这篇文章中有对传统复杂性的分析和尊重，但告别过去、“回到五四”的激情同样使我们无法回避作为五四思想启蒙的重镇之一的鲁迅研究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等一系列的

5、二元对立)，这种方式为我们开拓了思维空间的同时，也建构了这个时代陈述的历史限度。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明确自省，写于1992年的《绝望之后—(无地仿徨>自序》一文中，他对自己在写完《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之后思想的变化进行了反思:“对过往的一切所作的意识形态批判并没有逻辑的导向一种崭新的形态出现”。在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方式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困境处，他找到这种“方式”与近代中国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渊源的密切联系。而这种主义“表达了一种对于否定性的理性批判的无条件信任。”试图突破这种困境进行自我质疑的第一次尝试是1989年写下的《预言与危机—中

6、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文章侧重于五四启蒙运动的“目的”与它的“方式”之间蕴涵的五四启蒙思想的内在困境和危机。如何解决此困境的探索开始于这年下半年写作的((中国的“五四观”》。这是一篇探索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的建构以及建构者本身在建构中所表达的观念体系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章，在什么是“真实”、“真实”的历史前提是什么以及这一前提与某一集团的利益或生存方式的关系怎样等研究方面，每一种观念对五四的建构的合理性以及偏见和限度，成为汪晖此文反思“五四”的路径所在。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一个从“寻求真实”到对“真实”这一概念的自我质疑，再到对

7、用以构造“真实”的那些前提的反省的过程。这种对研究对象历史限度的观察和思考开启了他关于鲁迅研究甚至是学术研究的新的意向。当探索构成人们理解现代历史的重要概念的行为成为一种选择时，“先清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或话语及其在运用中的变异”，“通过分析某一概念及其与相关话语的关系，或许可以复现一个时代的各中心概念的关系X络及其演变，可以观察‘中国思想在现代延续’的内在过程。追寻这个思路，我们不难看出汪晖在从“方式”到对历史限度的探索中，不断展现出一条艰辛而又充满挑战的路途。二、从“概念”到自我认同从“中国思想在现代的延续”视角观察核心概

8、念及其在中国的运用方式，通过对内嵌于中国传统中的概念的运用又实在不能等同于西方语境中此概念所代表的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常识的考察，发现并分析由于对“否定性的理性批判的无条件信任”而形成的晚清以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