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声俱雅,是为中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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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声俱雅,是为中响：《乐府》是《文心雕龙》“文体论”的重要篇章，作为一篇独立文体，刘勰从乐府的渊源、发展中都倾注了自己雅正中和的文学观点。以乐观礼，以礼正乐，并以诗、声作为双重标准对历代乐府做了批评，对诗声俱雅的“中和之响”虔诚疾呼。　　关键词：乐府；礼乐；中和之响　　：I06：Ａ：1005-5312（2011）17-0011-01　　　　《乐府》是《文心雕龙》中的一篇独立文体，刘勰将之置于《明诗》之后，《诠赋》之前，是介于诗与赋之间的一种文与乐相结合的韵文文体。　　一、以乐观礼，以礼正乐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在文章开篇，刘勰即以《尚

2、书·尧典》中的观点来为“乐府”释名以章义，已把乐府置于一种雅正的苑囿之中。《论语》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和乐又是一个人用以修身治国的必备条件，所以礼与乐历来是儒家所重视的人格修养。从观风采风的角度来看，其产生于“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这就将乐府与整个社会制度、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将政府与民众结合起来。于是乐府就具有了政治教化的功能。“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以乐观礼，乐就具备了察风观俗的社会功用。“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这虽然是夸大了音乐的作用，但无疑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音乐对民心

3、的鼓舞或沉迷以及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以“礼”为尺度来对乐加以调整，是刘勰尤为注重的方面。“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合乎礼制的乐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而“务塞淫滥”是合乎礼制的核心。刘勰从乐府的发展来观察，认为乐府是在秦汉之际礼乐衰微的背景下产生的，大呼“中和之响，阒其不还”。武帝始立乐府，但“《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其所作乐府不合礼的规范，“丽而不经”、“靡而非典”是刘勰对其作出的批评之语，含有贬义。“《桂华》杂曲”是

4、指汉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刘勰批评它未像周代《房中乐》那样反映夫妇人伦之理。“《赤雁》群篇”是指汉武帝制作的《郊祀歌》，也并没有颂扬祖宗功德，而是一味表现获赤雁、获天马的祥瑞，故刘勰对其不满。但“丽”和“靡”却是褒义词，刘勰肯定了其文辞的优美、繁复，因为汉人为文，喜用生僻雅正之词，语汇丰富，这也迎合了六朝的审美需要。也说明刘勰对乐府的评价，除“礼”之外，另设了一个“文”的标准。　　而对于魏之三祖的乐府，刘勰从内容方面考察，“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所以是“韶夏之郑曲”。因为传统的古乐本是颂扬祖宗功德或教化百姓的，而

5、并不是用于抒发个人情志哀思的，所以刘勰认为它们违背了礼的规范，不是雅乐。但是我们知道，建安乐府产生于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背景下，文学自然与动乱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由此出现了文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文人们开始借诗文抒发个人性情，“借古题写时事”，促进了乐府诗生活化、文人化的发展倾向。而刘勰是以传统的儒家的“礼”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内容的，自然有失偏颇。　　二、诗为乐心，声为乐体　　自上古时期，诗、乐、舞就是一体的。刘勰提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和乐之精妙，故表里而相资矣”，刘勰对乐府的评价，采取了文与乐的双重标准，只有诗声俱雅，才可谓“中和之响”。　　对

6、于这双重标准的运用，最明显的就是对曹氏父子的评价上。在《明诗》篇中，刘勰称他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在《时序》中又称其“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对建安诗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乐府》篇中，却批评其为“韶夏之郑曲”，这似乎看起来前后矛盾，其实这正体现了刘勰采取的不同的标准。他的文学评价与音乐评价是相对独立的。在文学方面，肯定了建安诗人的风骨与文采，肯定了其对文学面貌的创新。但从音乐方面，就要苛求其对礼的规范了。曹操借古题写时事，曹丕更是致力于乐府诗歌的创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魏乐府繁荣发展起来。对于曹氏父子的才华，刘勰

7、赞为“气爽才丽”，而对他们改作的歌辞曲调，刘勰认为“音靡节平”。杨明认为，“靡”为“美好”义，“平”为“平和”义，即声音美好，节奏平和。“靡”字用于文学批评，在刘勰的时代是褒义，指词语的美丽、繁复、丰富。而结合其下文“三调之正声”，所以杨明的解释是合理的，刘勰肯定了其声调的中和雅正，但是歌辞已经转为慨叹悲苦的现实，抒发个人对生命的体验，具有鲜明的个人化的倾向，这不符合古乐的标准。另外，借古题写时事，出现了乐曲的题目与所咏内容不一致的现象，如《薤露》本是汉代丧歌，曹操却借以慨叹现实，《陌上桑》是汉代艳曲，后人却用来述神仙之事。在句法上也有创新，《薤露行

8、》、《蒿里行》原是长短句，而曹操改为五言。内容或体制的变化，都是基于抒发个人感情的需要，所以不符合刘勰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