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宪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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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宪政体制一、贫富悬殊与两极社会1.贫富悬殊：收入与财富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到1995年是，到90年代末为，在此前后，国内外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与这个结论大体类似。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中国的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在XX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

2、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1］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以下为最佳的（Best）平均状态，在一之间为正常状态（Norma1），但超过就算进入警戒状态（Warn），达到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Danger）。数据表明，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反映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根据有关的数据推算，中国的基尼系数1999年为，2⑻0年为，XX年

3、为，XX年为。这说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己经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一项研究预测表明，未来5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将面临新一轮的增长期，但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己经不可避免。因为一方面中国“入世”之后，外资、外企与内资、内企的人才争夺战会愈加激烈，高素质人才的收入会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加上城镇失业率的上升，致使普通劳动者供大于求，收入水平难以提高。[2]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仅表现在收入上，同时也反映在财富的占有上

4、。根据樊纲教授提供的数字，截至2000年底我国社会资产性财产总量共有38万亿元。在这当中，国有资产占26%，国内居民个人拥有57%，另外，集体和港澳台商人及外商占有量都不到一成。在金融资产中，包括手持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等，政府、企业、住户拥有金融资产的比重分别为％、％、％。也就是说，改革前那种几乎是国家垄断了所有重要资源的状况，已经转变为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由私人拥有了。但这种财富的拥有是相当不均衡的。在20万亿元的国内金融资产中，80%为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市居民所拥有，其中近一半又被只占城市人口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也就是说，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了4

5、0%的金融资产。［3］其他的一些调查也证明了这种财富拥有格局的存在。不过，另外一些调查表明，财富的集中程度要更高。比如，一项在1999年进行的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表明，不足5%的富人占有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6万亿元的一半，即3万亿元人民币。2.两极社会的定型化收入分配与社会的分层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地说，在一个常规化的社会中，收入和财富占有上的差别，总会固化为社会的分层结构。而目前的中国，正处在收入差距固化为社会分层结构的过程中。在目前的中国，收入的差距和财富拥有的不平衡，正在开始定型化为一种两极化的社会结构。在这种两极化的社会结构中，一端是以拥有大量财富为特征

6、的社会强势群体，另一端则是以拥有众多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中间阶层则发展相当缓慢。在强势群体方面，社会中的资源和财富正在向这个群体集中。在80年代，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呈现出一种扩散的趋势，改革也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资源配置反转过来，呈一种重新积聚的趋势。其结果是，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可以说，自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己经成形。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而在整个90年代，则是这三部分精英形成共识和建构联盟的时期。而在另

7、外的一端，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除了部分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这三部分人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首先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同时，这个群体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也是很弱的，甚至在文化和话语的生产上也处于弱势的状态。与其他国家的弱势群体相比，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这个弱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并不是由于自身的劣势沦入这个群体的；群体本身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群体性和集中性；这个群体中的某些部分与整个社会的结构处于断裂状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