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问题调查权之价值-难行使原由及对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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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定问题调查权之价值难行使原由及对策探析2011年7月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发生后，北大教授贺卫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等均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就此作出回应。基于追尾事件的重大该建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定问题调查权是宪法、法律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在就特定事件行使监督、决策等权力时所行使的一项程序性或者手段性的权力，对于权力机关充分的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能极为重要。令人遗憾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至今从未行使过这项权力，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有行使过，但也是屈指可数。其中就里，耐人寻味。据此本

2、文拟就特定问题调查权的作用、难行使缘由及改善路径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我国特定问题调查权的建设。　　一、特定问题调查权的主要价值　　（一）查清事实　　根据我国宪法、法律的规定和部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的实践可知，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行使与否由各级人大或者其常委会决定，并由决定行使的主体组织特委会。特委会以人大代表或者常委会组成人员为主，可以聘请一些与调查事件有相关知识的专家、学者作为组成人员，与调查事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其中；特委会可以采用法庭审案模式，组织利害关系人质证、辩论等，必要时也可以请求相关司法机关配合采取强制措施。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

3、和公民都有义务向特委会提供必要的材料。这一制度的设置为查明事实真相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特委会层次高、权力大、调查手段丰富多样且富有刚性，为一般的调查机构所无法比拟。在笔者所查阅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的案例①中，尽管特委会所调查的事件都较为复杂，但无一不是高效率、高质量的把事实查清的。实践证明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行使能够让杂乱的事件渐变明朗，及时有效的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的行使职能提供事实基础。　　（二）彰显民主　　众人皆知，特委会是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行使主体，而国家权力机关是特委会成立者。同时，我国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采用了代议制民主。国家

4、权力机关的所作所为均须依照大部分民众的意志来进行。而生活在一个健康、公平、有序的，拥有足够自由的社会中，是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权力机关为了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共产品，帮助人民实现其欲完成的正当愿望，对行政、司法等机关的监督以及就相关问题作出科学的决策就显得很有必要了。特委会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以有效查清事实，为这种必要提供了事实基础。有如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人大特定问题的调查权是人大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是最为“刚性”的权力。②特定问题调查权与人大监督、决策等权力总是形影相随，且前者一直行动在先。当人大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了有力的监督或者就某些特别事件作出科学决策时则意味着民意的贯彻、法

5、治的落实。从这个角度而言，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行使对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大有裨益。　　二、难以行使的主要原因　　（一）权力机关自身原因　　在是否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时，主要阻力还是来自于权力机关自身。当下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本身就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很多时候流于形式。受这种政治生活习气的感染，人大自身对自己所拥有的特定问题调查权能也觉得微不足道，致而束之高阁。再者，人大在考虑是否使用特定问题调查权时，一部分人往往因害怕破坏所谓融洽的官员关系X，怕得罪人，怕搞僵同“一府两院”的关系而有怯步。将本该组织特委会解决的问题，改为提意见、建议转“一府两院”办理或者作一般性的调查了

6、解。③此外，作为有权提议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的人大代表代而不表，缺乏责任心，缺乏积极性，缺乏参政议政能力的情况也会阻碍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行使。正是因为这种自身的不良因素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特定问题调查程序难启动。　　（二）立法缺陷　　1．“特定问题”有待界定　　目前宪法未有对特定问题的范围进行界定。虽然部分法律、地方性法规有界定，但是相比之下显得有些杂乱、五花八门。例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特定问题为各级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重大的不清的事实。《山西省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涉及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严重违法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是

7、特定问题。当然界定了要比没有界定好。在没有界定的情况下，权力机关处理特定问题的随意性就会大些。特定问题调查权带有刚性的一面，在法治尚未真正实现的国情下，权力机关基于各方面的顾虑，可能会选择其他的方法处理特定问题。以至于像贺卫方教授所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未行使过特定问题调查权，宪法第七十一条成“睡美人条款”。④　　2．调查问题时的可操作性有待加强　　虽然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了特定问题调查权，但是这些规定大多过于原则、简单，不易操作。比如说调查的程序是什么，调查的方法、手段有哪些，调查可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