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优秀传统之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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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优秀传统之继承与发扬60多年前，贺麟先生写过《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后来扩充成《当代中国哲学》(重庆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一书，即以此文为该书的第一章，题目改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专门论述最近五十年来从旧传统里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贺先生当时是站在“新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极力表彰陆(象山)、王(阳明)之学在这几十年中得到了“盛大的发扬”。在他看来，以康有为及其两个大弟子谭嗣同、梁启超为代表，包括晚年章太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以及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乃至孙中山等人在内的新陆王学的复兴，代表着中国近现代哲学

2、的发展方向。“我们的新人生观，新宇宙观，甚至新的建国事业，皆建筑在心性的基础或精神的基础上面”®。对于倡导“新理学”、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中的“新程朱派”的冯友兰先生，贺先生只是在论述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整理的成绩时才提到他，且评价不高，这表现了贺先生当时的哲学立场和学派之见。其实，从“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的角度来观照20世纪中国哲学，不论是“新心学”还是“新理学”、新陆王派还是新程朱派，都是由于受到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想的强烈冲击与震荡，而思调整并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在这些学者看来，“外来的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

3、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国人利用之，反应之，吸取之，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并促进中国哲学的新发展”®。不能否认这些学者都为本民族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即便是在贺麟先生所考察的“近五十年”，即上半个世纪，除了他视界所及的陆王之学(新心学)、新理学和新佛学之外，还有一种哲学也应该从“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的角度来予以重视并认真研究，可惜由于贺先生当年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异己立场而将其完全忽略了，这就是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所倡导的“继续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

4、哲学。1936年，张岱年先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明确提出了“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主张。在他看来，“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取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为什么要以唯物论作为综合的基础呢?“乃因为唯物论是最有征验，最合科学，且最符协于生活实践的哲学”©。他认为，与作为正统派哲学的唯心论相比，唯物论在哲学史上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综合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对理法)的新唯物论，才可以说是“完全的彻底的唯物论”。因为它用辩证法来

5、处理问题，也很注重人的理想与精神的力量，因此也可以说“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实乃新唯物论发展之必然的途径”®。30年代初，张先生就己完全服膺新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认为要在中国发展新唯物论哲学，就必须与中国固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相结合。“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新中国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因此，他十分自觉地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来发掘本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1932年，张先生就在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和《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两篇

6、文章，初步揭示了以老子、《易传》、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发展线索。几年后，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又对中国哲学中关于“变易”、“反复”、“两一”的辩证法理论做了更加系统的整理和阐述。该书还首先揭示了中国哲学中的“气论”即唯物论的思想传统。指出：“在中国哲学中，注重物质，以物的范畴解说一切之本根论，乃是气论。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说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特别是到宋以后，更形成了一个以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为代表的传承不绝的气论学派，与

7、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派、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派鼎足为三。因此可以说，中国哲学中的本根论，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唯理论、唯心论和唯气论。至王船山(夫之)不止讲唯气，更进而言“唯器”，认为形而上之“道”并非根本，形而下之“器”才是根本的。“船山天下惟器的见解实乃是最明显的唯物论，②。张先生进而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之趋向，更有很多可注意的，即是，这三百年中有创造贡献的哲学家，都是倾向于唯物的。这三百年中最伟大卓越的思想家，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在宇宙论都讲气论或唯器;在知识论及方法论，都重经验及知识之物的基础;在人生论，都讲践形，有为

8、。……我们可以说，这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实以唯物为主潮。”③他认为正是这种唯物主义的气论哲学，可以作为接引来自西方的新唯物论思潮之“内应”®。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新哲学，不只是从西洋的最新潮流发出的，更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