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近代化与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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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的近代化与民族化“近代化”或“现代化”并不一定是每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但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同时，“现代化”的意识也或隐或显地渗入20世纪许多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观念之中，成为他们建构哲学的重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意识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者未曾间断的内心冲动，并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诉求与实践。在哲学领域中，现代性与传统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后“五四”时代①的现代儒家哲学中得到不同表现，而在冯友兰思想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中国哲学”与

2、“哲学在中国”冯友兰晚年在其《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国近代化时代中的理学”等章节中谈到“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这两个概念。他认为，19世纪末以来，中国哲学终结了经学时代，进入了近代化的新时代，“写的中国哲学史”也开始了新的一页。②冯友兰的这个讲法，似乎不只是认为19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的总体变化己经进入所谓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从而这个时代的哲学也被带入了近代化的时代(这种意义上的理解实际上是指哲学的内容没有变，只是哲学所处的外部环境改变了)冯友兰的意思应当是指，不仅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之中，中国哲学的形态和内

3、容也己发生转变，产生了脱离“古代”形态的近代化的哲学。套用冯友兰自己的话，他的所指应当是‘近代化的”哲学，而不是哲学‘在近代”。这部书第八章论金岳麟哲学，其中第六节为“近代化与民族化”。他在论金岳麟的哲学体系时指出，金岳麟的《论道》，“这个体系，不仅是‘近代化的’，而且是民族化的’”。他还说，就其‘现代化与民族化融合为一”的性质而言，“《论道》的体系确切是中国哲学’，并不是哲学在中国’”①同时他也指出，金岳麟的《知识论》和《逻辑》只是现代化的，而不是民族化的，所以这两部书的体系都不能说是“中国知识论”、“中国逻辑”，而只是“知识论在中

4、国”、“逻辑在中国”。很显然，“中国哲学”的“中国”两字是指哲学的内在属性而言，而“哲学在中国”的“在中国”，则是指哲学的外在环境即场所性而言;这也就是Chinesephilosophy和philosophyinChina的分别。而冯友兰这里所说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意思是相同的气在论及他自己的哲学时，冯友兰说：中国需要近代化，哲学也需要近代化。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和照着讲’的

5、分别。®根据这个说法，冯友兰所致力的是要建立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哲学”。换言之，这一目标的特质是，第一，是“近代化的”，而不是前近代的;第二，是“中国哲学”，而不是泛指“哲学在中国”。有中国性而无近代性，这只是传统哲学(这正是冯友兰所要求改变的)近代化而无中国性，这也不是冯友兰追求的目标。在致力近代性的同时保持中国性，追求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哲学”，这应当是冯友兰哲学工作的目标。这里的“中国性”，是就文化与传统的意义而言。那么，什么才是“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呢?在冯友兰看来，就是采取西洋近代逻辑学成就和逻辑分析的方法，以分析说明中国传统

6、哲学的概念，并使之明晰。④冯友兰的这个思想，从20世纪30年代到起直至晚年始终未变。二、“照着讲”和“接着讲”上述关系，冯友兰还喜欢用“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来说明。在冯友兰看来，既是近代化的又保持中国性的哲学，必须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而不是‘接着”西方哲学传统讲。在这个意义上看，“照着讲”只是保持中国性的一个方式，并不包含近代化的意义。对于冯友兰来说，“接着讲”则不仅应当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和问题讨论的接续，而且应当是以近代化的方式来接续是对于传统哲学的一种‘新”的重构。②一般来说哲学的近代化”与“哲学的现代化”意义有所

7、不同。如“中国哲学的近代化”只是指学术转型而言，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意义更广。成中英说：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完全是指用理性的方法和知识形式去更新中国哲学之本质，也是指中国哲学能够对人类目前和未来的生活提供一些积极的智慧。④不仅如此，冯友兰还说：新理学对于宋明理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都利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加以说明，这对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是有益的。对于宋明理学的政治社会思想，新理学也利用近代逻辑的成就，使之近代化，其社会效果不甚令人满意。三、“中国的哲学”和“中国底哲学”要充分了解冯友兰的上述思想，我们还要回溯到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对这

8、个问题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中期，冯友兰曾经说过，希望不久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②“澄清”就是理性的说明和分析。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又说过类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