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秩序与道德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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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造秩序与道德谋略：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政权为缔结宋金和议及收四大将兵权，不仅通过冤狱等规则政治行为巩固和议后的政治基础，并且借助道德话语及惠民政策重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宋高宗政权向宋孝宗时代的平稳过渡。宋高宗所谓“倡仁孝”、“止兵革”、“贵清静”等道德话语实为左右社会舆论的政治手段，以民事政策为主体的惠民政策，既起到一定的政治稳定作用，又不失为有效的道德抚慰谋略。　　关键词：南宋；宋高宗：政治策略　　：D691=442：A：1004-0544（2012）11-0053-05　　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秦桧政权不仅缔结了宋金和议，而且成功收四大将兵权，从而开启了恶名昭著的秦桧时代。这期间主

2、要以绍兴和议的签订为主线，以绍兴十二年政局为契机，构造了南宋偏安东南的基本政治格局。识者多知宋高宗、秦桧政权要实现绍兴和议的签订，政治阻力不仅来自于朝中爱国忠臣，全体民众的夷夏意识也十分重要。宋高宗之所以能够在绍兴和议缔结前后重构政治秩序。主要通过道德话语及与之相关的民事政策化解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又是冤狱等高压手段打击异论之后政治慰藉。本文的切入点即是通过对绍兴和议签订前后宋高宗的道德话语及与之相关的民事政策，借以对这两方面进行探讨。勾勒绍兴年间宋高宗政治抉择的大致脉络，从而推进学界对南宋政治史研究的步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不复更见兵革——道德话语的转向　　对于高

3、宗政权而言，南渡立国，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即是通过道德评判来收天下之心的最佳途径。如果说建炎初年至绍兴初年，这一工作业已完成的话。宋金和议的签订同样触痛士大夫们的忧国之情，如何左右由和议乃至冤狱事件惊扰过的道德秩序，将是国家政治行为中重要的一步。王德毅先生曾指出，“道德深、风俗厚是国家长存之道，夫以秦朝之强，隋朝之富，也未能享国久长，而宋朝以积弱之势却得到了，证明得人心要广积德义，敦厚风俗，使社会和协，减少不必要的内伤，虽有外患，尚不至于立即造成致命伤，只要人心不死，是可以很快中兴的。”事实上，绍兴和议签订前后。高宗政权即是循着这一道德观大肆宣传施教的，只不过高宗、秦桧所谓的道德观仅是弥

4、补即时的政治缺失以获取更大的政治收益。大致来说。自绍兴八年元月和议计划实施至绍兴三十一年夏天完颜亮南侵，高宗重塑道德秩序主要体现在“倡仁孝”、“止兵革”、“贵清静”几个方面，这几方面前后交错的道德说辞基本上成为他施政的道德基础。　　建炎至绍兴初年，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迁，大致在绍兴八年前后。从最初拨乱反正的政治环境下元韦占文化的勃兴转向了实用主义的新学。经过这一政治文化的转型或变迁，执政者道德秩序的方向也发生了转变，如何从道德语境里建构和议的合理性，成了高宗政权急需面对的重要问题。绍兴八年元月，高宗决议与金人讲和之初，便遭到众多士大夫及武将的反对。在高宗看来。和议是必然选择，关键是如何说

5、服或抵制士大夫的反和议言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一二〇载，绍兴八年六月，高宗曾借助金帝遗言阿骨打恪守宋金协约之事，告诫大臣们金人议和的可信之处，而大臣们屡屡“以不可深信为言”。赵鼎曾建议高宗应告诉大臣们“讲和诚非美事，以梓官及母兄之故，不得已而为之”，以此孝诚之言堵士大夫之口。撇下赵鼎是否曾为高宗出此策略不说，仅从“群议遂息”的字眼便可看出，高宗仁孝托辞应起到一定效果。至少在高宗迎回梓宫及母后之前，高宗一直奉行不辍地大肆宣讲仁孝言论，用仁孝打底的和议国策，在德主法辅的传统社会里，自然也就有一定合法性。此外，我们从绍兴八年士大夫和议论里。虽然屡见有关金人不可信

6、或不可致屈的论点，但从来没有看到士大夫置疑宋高宗为仁孝而和议的观点。李弥逊曾以和议不可致屈上奏言：“臣愿陛下厚礼使人，馆之阙下，先遣报谢使，致所以谢之之礼。因令致书，道廷臣、国人，众情未孚，强以难从，虑或生衅，有害两国之欢。请致梓宫、母后、兄弟、宗族于近地，卜日可迎，然后议所以礼之，则不失敌人之情，而陛下之欲可得也。”李弥逊言辞之间，突显的并不是和议为非，更不曾对和议为仁孝持不同意见，而是给高宗建议如何处理国礼与仁孝的矛盾。事实上，先前作为对金强硬论证据的仁孝论，经过和战成本考量之后，转换成了和议的证据。这一证据转换的过程中：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政权为缔结宋金和议及收四大将兵权，不仅通

7、过冤狱等规则政治行为巩固和议后的政治基础，并且借助道德话语及惠民政策重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宋高宗政权向宋孝宗时代的平稳过渡。宋高宗所谓“倡仁孝”、“止兵革”、“贵清静”等道德话语实为左右社会舆论的政治手段，以民事政策为主体的惠民政策，既起到一定的政治稳定作用，又不失为有效的道德抚慰谋略。　　关键词：南宋；宋高宗：政治策略　　：D691=442：A：1004-0544（2012）11-0053-05　　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秦桧政权不仅缔结了宋金和